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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WTO主导的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启动以来一直步履维艰,长期陷入僵局,相反以亚太、欧美地区为主的双边和区域贸易正在蓬勃发展。面对当前多元化的贸易新格局,我国在继续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同时,也在加快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争取在全球化中抢占先机。中国与澳大利亚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两国1972年建交,4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关系,双边贸易额自建交时的8655万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368亿美元。2005年4月中澳进行第一轮自贸协定谈判,历经10年21轮谈判后,2015年6月两国正式签署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两国经贸合作将迈向新的高度。不仅如此,建立中澳自贸区是我国在建立高标准自贸区进程中取得的一大成功,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个新型的、高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建立的自贸区,中澳自贸区将为未来的自贸区建立提供宝贵的经验。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中澳自贸协定的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这五个方面。第二章建立中澳自贸区的理论基础,本章介绍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新发展,关税同盟理论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GTAP模型的原理和发展历程,为本文的分析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建立中澳自贸区的经济基础,此部分搜集整理了两国近20年来的货物贸易数据,最新数据到2014年,并计算了两国的贸易结合度(TCD)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发现中澳两国一直以来的经贸联系密切,而且由于资源禀赋差异,两国经济高度互补。第四章建立中澳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影响,本章主要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拟关税降低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福利的变化,以及主要贸易商品的进出口改变量,分析自贸区建立使两国的哪些产业部门受益,哪些产业部门会受到冲击。第五章结论及对中国的政策建议,这一部分对前面中澳两国的经贸关系基本情况和建立中澳自贸区后的经济效应做了总结和概括,然后对我国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搜集了大量原始数据,结合指数分析、模型模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与澳大利亚都有很强的建立自贸区的意愿,并且自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联系密切,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第二,两国SITCO-8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显示,中国在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较优势明显,其次是钢铁、机电、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澳大利亚在农牧业、矿产品等资源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极强的优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经济互补性强,这种互补性在两国贸易结构中也有明显表现,建立中澳自贸区后将有利于比较优势的发挥,经济的互补将为两国未来贸易的发展提供动力。第三,GTAP模型模拟发现,实行自由贸易后中澳两国的实际GDP和福利水平都会增加。澳大利亚农业部门是最大的赢家,尤其是奶业、羊毛业,而中方的农产品生产会受到一定冲击,但两国已达成一致意见,允许中国对大部分农产品设立过渡期,部分农产品不参与降税；对于工业部门,澳的矿产资源受益大,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将得到提升,纺织服装、钢铁产业、交通、电子设备等出口增长潜力较大；服务贸易方面,澳大利亚服务业发达,两国合作有利于中国服务业的进步。第四,中国应该采取措施缩减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注意对降税后受冲击较大的产业的保护,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与之前的文献不同,本文搜集整理了大量数据资料,最新数据到2014年,在模拟关税减免的经济影响时采用的是最新的GTAP9.0版,现有的文献大都采用GTAP6.0版或GTAP7.0版,这两个数据库分别是以2001年和2003年的经济数据为基期,数据陈旧,模拟结果与现实相差较大；此外,本文将模拟结果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类,并对具体产业进行详细分析,这是其他论文中极少涉及到的。但本文也存在着不足,文中主要分析了货物贸易方面的影响,对服务贸易和投资的研究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