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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贫困同人口和污染一起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难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得中国长期饱受贫困问题的困扰。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缓解严重的农村贫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贫困发生率由30%降低到3%,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还很低,脆弱的生态环境、薄弱的基础设施及并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制约着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进程。在充分肯定扶贫成果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扶贫过程中存在的“扶富不扶贫”等不良现象,冷静地思考和总结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从而把扶贫事业推向深入。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国家投入很大财力用于社会福利,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针对农村部分的财政支出,仅占到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的较小部分,目前仅限医疗、教育救助和低保福利。而城镇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养老保险、再就业保险和各种公共用品,农民很难享受得到。如何构建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显得日益迫切。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在多年基层扶贫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农村反贫困与社会福利的有机结合点——有限福利制度,以公共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和治理工具,从政府(宏观、中观、微观)、市场、社会三个角度分别展开。市场机制主要在扶贫资金分配上发挥作用,变扶贫拔款为小额信贷,保证贫困人口融资需求,规避权力主体侵吞扶贫资金。社会力量重点介入贫困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劳务用工主体,相对政府直接承办效率提高,真正使劳务培训发挥作用。政府是反贫困的主体和主要力量,重点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重点推进区域经济开发,通过增加投资和消费拉动增强地方政府财力,从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福利标准,如西部大开发;中观层面,在较小区域内重点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场所,为穷人提供公共服务和增加就业保障民生,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和发展空间,如广西东巴凤基础设施大会战;微观层面,通过减免农民必要支出和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保证维持基本生活必需条件。有限福利制度的“有限”表现在三个方面:1、福利对象有限。相对于西方福利国家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享受福利的对象有限;2、福利范围有限。仅限于保障基本生存条件,如吃饭、穿衣、大病救助和适龄儿童就学等基本支出。3、福利标准有限。受助对象适用最低标准,只补助满足最低生活的必需品,相当于当地人均最低收入标准。 本文除了导论和结语之外,一共包括六章。 导论对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进行了简单概括和分析。第一章为贫困与反贫困。从贫困的内涵与衡量出发,对贫困概念的演变和类型进行了梳理,进而对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第二章为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状况。从扶贫制度、模式、项目和资金四个方面展开了系统论述,客观全面地剖析了当前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状况。第三章为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绩效分析。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扶贫制度、模式、项目和资金等方面的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真正找准当前扶贫制度面临的困境。第四章为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理论分析:公共治理视角。要解决中国在反贫困问题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需要我们改变贫困治理的理念、理论、政策和措施,需要从贫困治理转向公共治理,将贫困问题看成为一种公共治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贫困问题本身。第五章为突破反贫困困境的现实选择:有限福利制度。系统描述了有限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和公共治理要求。第六章为有限福利理论的实践检验。以实证主义为原则,运用“西部大开发”、广西东巴凤基础设施大会战和中国“一免三补”有效破解“三农”难题三个案例,从实践层面对有限福利制度进行了检验。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作者多年在担任县政府领导职务,亲自制定实施扶贫政策和基层民政工作,通过实践检验,加以理论剖析,把工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是将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的有益尝试;其次,在中外理论界无人谈及的情况下,本文以西方国家反贫困和福利理论为基础,大胆设想,缜密设计,提出了扶贫开发与社会福利的有机契合点——有限福利制度,是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最后,作者以我国反贫困的实践和社会福利改革为背景,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是对西方福利制度和反贫困理论的一种扬弃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