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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学”大师之一，也是引入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位“中国人”。西学东渐之初，中国社会时局动荡，梁启超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本”、“经学”思想，马克思代表的是西方的“民主”、“科学”进步思想。二人在思想的碰撞中，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并延续至今。本文通过考察梁启超早期传播马克思思想的递变过程，进而引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从而探讨国学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意蕴及历史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对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及其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目的及意义并就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分析。第二部分梁启超与马克思思想的早期传播。集中资料对梁启超传播马克思思想的全过程进行梳理，并以“宣传—怀疑—反对”三层思想递进的形式进行文字表述。第三部分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主要从阶级问题、土地问题、实业问题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说明中西方社会体制的区别。第四部分梁启超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意蕴，也是本文的重点部分。这里梁启超倡导的是国家有机体的“内要统一”并统摄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马克思倡导的是如何创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实条件以及在民主制的原则下如何实现人的真实存在。第五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本文的结语部分，重点表述传统儒学的没落与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主题思想。 本文认为，梁启超是从中国古代学术的民族文化特性来理解国学，国学思想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而“国家”本位的儒家道统思想、民本思想的儒家文化、经学救国的价值理念是不同层面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这样的社会体制不仅仅赋予了公民政治权利，也彰显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自由性，同时也是一种努力发挥自身价值的科学体现。虽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最终挽救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但是梁启超的国学思想具有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