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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文风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角色差异。其中，孔融、徐斡为儒生，陈琳、阮瑀、应埸、刘桢为文吏，而王粲则是二者融合所产生的“士大夫”的代表。由于这种角色差异以及他们在对自身角色认同上的不同，七子的文风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孔融和徐斡同为儒生，但二人在实践上却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孔融更多的是继承汉儒“通经致用”的本色；徐斡则遥承稷下学风，选择了“不治而议论”的道路。孔融的异端言行及其“杂以嘲戏”的文风，都与其致用的目的性密切相关。徐斡的“齐气”则是对“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学风的直接继承，而绝不是“舒缓”的文风。
王粲作为“文籍大夫”，其角色意识比较明确，但其角色追求并不一贯：以归曹为界，其角色追求发生转折性了的变化，由儒生转变为“文籍大夫”；在政治主张上，则由“礼治”为主转变为“礼”、“法”并用。同时，在创作上，也发生了由“质”趋“文”的转变。王粲的五言诗具有“文秀”的特色，具体是指“独拔”、“浅显”、“自然”三个特点。
同为文吏，陈琳、阮踽、应埸、刘桢在具体扮演的角色上有所不同，同时，他们对自身角色的认同也存在差异。陈琳和阮踽为章表书记之臣：应埸和刘桢为文学侍从之臣。阮瑀和应埸诗中不乏“优生之嗟”与“飘薄之叹”；陈琳和刘桢则比较恪尽职守。与王粲相比，刘桢诗中的“气”是比较突出的，其诗中“情”的流动所形成的“宛转”的特色也是王粲诗所不具备的；但是由于具有事义不精这一明显缺陷，其诗歌中“情”的感染力也就大打折扣。刘桢诗虽有“风骨”，但于“风”、“骨”均有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