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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审美意识的上升,是当代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这一景观的理论背景来自西方古典哲学的“理性精神”向“感性经验”的转变。尼采、德勒兹、梅洛-庞蒂等哲学家以身体为准绳,将身体推进到一种认知主体论的地位。其后,由于受到20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思潮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身体被看作具有隐喻功能的能指,随着身体所指的变动而漂移。身体的这种所指转移和能指滑动的逻辑,使得我们有可能以身体书写为视角,对近三十年文学做出考察。在文革叙事中,“身体”作为一种政治的隐喻,面临两种矛盾的处境。一方面人们几乎看不到令人信服的基于个体经验的身体存在,例如文革叙事对女性身体的压制和“性”话语的遮蔽,另一方面作为“大他者”的民族身体的欲望性又无限膨胀,标语、口号、政治抒情诗、革命样板戏体现出了集千万人意志的民族自立、消除剥削压迫的人民公意。把身体的这两种处境缝合在一起的逻辑,从民众心理层面看是出于平等、公义等现代理念的追求;从身体修辞层面来看,是依靠隐喻和象征、领袖身体的借用、英雄叙事等叙事手法;从身体的欲望根性来说,则在于欲望是一种希望得到他者承认的欲望。平等的、民族独立的、反抗压迫的身体话语,既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欲望想象,又折射出它只是西方现代话语的附属形式。文革叙事的遗产是丰富的。一方面,对于现代性的诉求,在新启蒙叙事中得到延续,只不过欲望主体被知识精英取代。文革叙事的受难模式,在新启蒙叙事话语中被一再使用,具有代表意义的先锋人物的自虐般的精神享受、身体退场模式依旧;另一方面,文革所压抑的东西,如对物欲、金钱欲、享乐欲、快感的追求等,在新生代和消费叙事中得到了相反的回应。新启蒙叙事中知识分子身体的出场,带来了这个新的审美趣味。在“人道主义”的正义立场之上,新启蒙叙事高扬人的形而上理性精神,成功将形而下的身体边缘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新启蒙思想始终无法摆脱大他者象征秩序的语言控制。而这在紧随其后的新生代叙事中受到有效的抵制。新生代作家们主动割裂了意识形态大他者的话语控制,这体现在类似“断裂"事件和挑战“父权”的性话语,以及女作家们的身体写作之中。通过对身体的本质直观,对隐喻的拒绝,对长期遭受男性中心主义压制的女性身体的展示,新生代叙事完成了文学史上的身体书写。新生代叙事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把身体本体上升到了抵御生命虚无的层面,但是由于语言的象征本性,新生代在诗性地完成存在世界的展开之时不可避免地走上彻底的虚无之路。消费时代的来临,使得20世纪末以来的身体处境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种基于大众消费平台的艺术生产、传播、接受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得以铺展开。70后作家把身体及其欲望功能成功地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欲望之物,在消费之物产生的快感以及快感交换中,身体成为一种满足大众意识形态又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当代景观。身体以转喻了的存在之物的形式被客观化、景观化、消费化,身体的新的在世方式,标志着一个幻像胜过现实的景观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