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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是辩论的高级阶段,本质上是为传播思想而服务。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论辩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和灵魂。对诸子而言,频繁的对诤与游说活动并不只限于学术领域,其最终目标是要指导现实政治,因此以论辩为工具来驳斥异说,争夺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力,就是“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当时的主要学派都参与了论辩,如儒道之辩,儒墨之辩,儒法之辩,名家之辩,其中以儒法之辩最为激烈,对立也最彻底。到了战国晚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和发扬了诸子论辩成果,其文主旨明确,结构缜密,说理周详,气势夺人。
然而前人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还是侧重于哲学、政治、历史等方面,关于论辩方面的研究较少也较薄弱；对于韩非论辩方面的研究也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本文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拟从文学、逻辑、历史等角度,对《韩非子》的论辩文进行新的阐释,试图分析韩非不同于其他诸子的论辩思维定势,解答韩非子论辩机制形成的原因。
《韩非子》五十五篇,论辩文占了绝大部分,其文具有冷静、锋利的思辨风格,激切、孤独的感情氛围,刚硬、直悍的句式风格,显示出不折不挠的刚性气质。在论辩时,韩非有几种固定的思维逻辑定势,包括刑名参验思维、丐题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正是这些有意或无意的思维定势,促成了韩非论辩文犀利、绝决、激烈、悍然的风格。
本文还讨论了《韩非子》的论辩机制及其形成原因。春秋战国是社会激烈转型的时期,时代主题从礼乐转为战争,政治典范从三王转为霸主,社会秩序处于重构时期,不再像西周那样具有单一稳定的统治基础,诸子想要使自己的思想主张得以贯彻落实,就必须以论辩标示其存在及价值,进而争取政治力量的支持,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力。包括韩非在内的诸子,其论辩的终极目的其实是为了建立一个“不言”(不必辫或不敢辩)的社会。韩非通过对儒、道、墨诸家的批判和吸收,以及对前辈法家的已有思想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来确立自己的学派存在,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建立起更符合当时历史需求的一整套法治理论。韩非在论辩中以“唯实”为指导原则,以“参验”为实现手段,唯实不唯名,唯事不唯言,但在他的思维逻辑之中,“实”并非指客观规律,而是法治制度掩盖下的君主的利益。在表面的功利主义之下,韩非努力建构的法治秩序其实也是一个理想国,是一个以君为则、以法为纲、赏罚分明、泯灭人情的“大治”世界,法术的作用是陶冶塑造符合法家理想及君主意志的人民,是一种“驭民”的治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