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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国家认识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成为推动中日韩三方对话与合作的契机。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举行了早餐会，开启了中日韩三方合作的进程。至今，中日韩合作已走过二十余年，建立起了以独立的三方峰会为核心、以21个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在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环境保护、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随着合作的深入推进，中日韩三方合作面临着一些难以回避的困境与挑战，常常使合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阻碍了合作的进程。就连原本推动合作的经济领域，如今不仅未能产生新功能主义预期的“外溢”效应，还出现了合作深化的瓶颈。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中日韩三方峰会进程中可以发现，即使合作可以带来可预期的收益，三方合作仍经常出现中断和停滞。原定每年定期举行会晤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频频中断，在2005年和2006年间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断，2013年和2014年又因三国间的领土争端、历史认识问题而停滞，“萨德”问题和韩国国内政局的影响又致使2016年、2017年的领导人会议停开。在经济贸易领域，2002年11月启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截至2019年，已进行了16轮谈判，但成果甚微，至今未达成协议。
通过中日韩三方合作困境的表现形式，在借鉴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中曰韩合作困境的成因进行分析。因此，建立在现实主义权力合作论、自由主义制度合作论和建构主义认同合作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权力-N度一集体认同”的分析框架，以解释中日韩三方合作困境的成因。具体来说，三方合作不仅深受主导权纷争的影响，面临合作预期收益分配和协调困难、以及国家目标和政策冲突的矛盾，还由于国际制度的建设不足，中日韩合作频繁遭受内部历史问题与域外力量的冲击，合作表现出脆弱性和敏感性;同时，共有规范和集体认同的不足，使中日韩三方合作缺乏政治互信环境，容易陷入安全困境。最后，本文还根据困境出现的原因，对中日韩三方合作的新路径提出了几点建议，以使接下来的中日韩合作更加稳定推进。
然而，随着合作的深入推进，中日韩三方合作面临着一些难以回避的困境与挑战，常常使合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阻碍了合作的进程。就连原本推动合作的经济领域，如今不仅未能产生新功能主义预期的“外溢”效应，还出现了合作深化的瓶颈。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中日韩三方峰会进程中可以发现，即使合作可以带来可预期的收益，三方合作仍经常出现中断和停滞。原定每年定期举行会晤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频频中断，在2005年和2006年间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断，2013年和2014年又因三国间的领土争端、历史认识问题而停滞，“萨德”问题和韩国国内政局的影响又致使2016年、2017年的领导人会议停开。在经济贸易领域，2002年11月启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截至2019年，已进行了16轮谈判，但成果甚微，至今未达成协议。
通过中日韩三方合作困境的表现形式，在借鉴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中曰韩合作困境的成因进行分析。因此，建立在现实主义权力合作论、自由主义制度合作论和建构主义认同合作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权力-N度一集体认同”的分析框架，以解释中日韩三方合作困境的成因。具体来说，三方合作不仅深受主导权纷争的影响，面临合作预期收益分配和协调困难、以及国家目标和政策冲突的矛盾，还由于国际制度的建设不足，中日韩合作频繁遭受内部历史问题与域外力量的冲击，合作表现出脆弱性和敏感性;同时，共有规范和集体认同的不足，使中日韩三方合作缺乏政治互信环境，容易陷入安全困境。最后，本文还根据困境出现的原因，对中日韩三方合作的新路径提出了几点建议，以使接下来的中日韩合作更加稳定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