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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底，美国政府面对中国国内形势出现的新的紧张局势，重新调整了美国对华政策。1945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同时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冲突。马歇尔调处期间，国共冲突从开始阶段的缓和到中后期的逐渐恶化，最终发展为彻底破裂。而马歇尔正是由于在调处的中后期，感到面对逐渐恶化的中国局势，自己急需一位助手来协助他工作，基于这样的考虑，加之权衡各方面的利弊之后，他最终选任对中国事务精通且受到各方好评的司徒雷登为新一任的美国驻华大使。上任之初的司徒雷登，主要是作为马歇尔的助手，协助其调处国共冲突。马歇尔离华之前，司徒雷登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努力实现国共双方实现停火和协助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1947初，马歇尔离华后，司徒雷登正式走到中美关系的第一线。一直以来，司徒雷登在思想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支持国民政府，支持蒋介石，因此在国共谈判破裂之后，司徒雷登把自己的工作中心调整为在美国的援助下，积极督促国民政府进行全面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的政府改组工作，国民党内的一些民主开明人士在政府内担任重要的职务。而中国的局势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和扩大日趋恶化，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也愈发严重，而国民政府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面对这样的现实，司徒雷登在思想和立场上开始出现动摇。一方面，他依旧主张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进行积极的改革，并继续支持蒋介石。另一方面，司徒雷登在思想上开始出现松动，开始考虑由赋有声望的自由人士来组成新政府的可能。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控制了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共内战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民政府不但在军事形势上面临崩溃，经济状况也迅速恶化。面对着中国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中共在军事上逐渐对国民政府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相反，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腐败无能、在军事上缺乏战斗意志、领导无能堕落、相互猜忌、不能够任人唯能，司徒雷登在思想上开始产生对国民政府彻底绝望的情绪。对于蒋介石本人，司徒雷登表现出来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失望。司徒雷登坦率的指出国民政府的威信和权力已经低落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他却看不出政府有应付这一危机的意志和能力。面对这样的情况，司徒雷登开始渐渐的将自己的目光从蒋介石以及由他领导的国民政府上移开，转而开始关注其他富有声望和实力的人士。此外，这一时期司徒雷登本人也在尝试着探求新的挽救中国局势的途径。总得看来，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已经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司徒雷登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和中共划疆而治，并由现国民政府内部有实力的自由民主人士组成地区的或松散的联盟，并重整军队，避免遭到中共的进攻，进而协调处理外交事务。同时，司徒雷登还建议美国政府此时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对于李宗仁政权，司徒雷登从一开始就抱有着一种保守的观望的态度。司徒雷登认为此时此刻美国应该保持沉默，蒋介石是否已从权力统治中引退尚属可疑，而李宗仁的法定职务及其权限也尚未明确。同时他对李宗仁等人是否握有实权，是否能够真正的摆脱蒋介石的影响，是否能够与中共顺利的进行和谈并达成协议也抱有一种怀疑和观望的态度。他建议美国国务院对李宗仁政权采取一种沉默和观望的保留态度。同时，在形势不明了的情况下，司徒雷登也拒绝给予李宗仁政府以任何新的援助。此外，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主动请缨，希望得到授权获得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的机会。在实际行动中：一．当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之时，司徒雷登不顾李宗仁等人的一再要求，坚持美国使馆在南京原地不动，拒绝随国民政府一起迁往广州；二．中共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与黄华接触，打算借回北平庆祝生日之机，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一系列举措也是司徒雷登尝试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最后努力，也深深的打上了他个人思想意识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