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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引言外,全文分上编和下编两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意义、研究状况和写作目的。“北京三杰”是初唐重要的文学群体,但是由于作品散佚颇多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其在文学史上不受重视。全文通过对“北京三杰”相关资料的考证和分析,对“三杰”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系统的清理和研究,从而还原“三杰”在文学史上的真实面目。在考证的基础上,通过对“三杰”现存文学作品的整理和研究,从而达到对“三杰”文学作品以及其文体文风的重新认识,体认其在文学发展尤其是“古文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上编的主要任务是考,即在对“北京三杰”相关材料考证的基础上,从而确定“北京”太原的相关情况,“三杰”的成员构成及在历史上的活动时间,“三杰”相关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等等。7世纪末8世纪初,“北京三杰”作为初唐的一个文学群体崛起于文坛,“三杰”即富嘉谟、吴少微和谷倚,其合称最早见于《旧唐书·文苑传》,活动时间主要在武后时期,主要时间段是从嗣圣末(690-698)至中兴(705)初这大概15年的时间,活动地点基本上集中在太原。太原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天授元年,(太原)罢都督府置北都”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有唐一代,太原和首府长安、东京洛阳合称为“三京”,李白有诗称“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北都”亦称为“北京”。“三杰”作品散佚颇多。
下编的主要任务是论,即对“三杰”的文学创作、文体风格等做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近年来对“北京三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富吴体”,即对富嘉谟、吴少微的相关考证,对“富吴体”文风文体的研究,对“富吴体”对“古文运动”的影响等方面。而对于“北京三杰”的成员构成、活动时期以及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研究却不全面、不系统;对于“北京三杰”文学创作及风格特征,尤其是诗歌研究还非常薄弱。
“北京三杰”活动的武后时期,上官婉儿执掌文坛。上官婉儿继承了祖父“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并将之发扬光大。与此同时,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谄媚富丽的“颂体诗”也大行其道。文坛充满了浮靡文风,追求声色辞藻的形式之美而轻视儒教经学。在这种浮靡文风弥漫的时代,“北京三杰”的文学创作“以经典为本”、“本经术”,试图把文学的价值观从注重形式、注重抒情重新引导回儒家的价值观。“北京三杰”开创了“崇雅黜浮”的一代新风,以“雅厚雄迈”引导着宫廷诗风的新变,对于纠正当时浮靡的文风,他们的文学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北京三杰”在“无儒雅之态,无骨鲠之气”颂美谄媚的武后文坛特立独行,张说评其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与廊庙则骇矣。”“北京三杰”的散文创作提倡儒家经典及儒家道德,尽量舍弃骈体而多用散体,并创作出了为时人推重、能够代表其革新理论的《崇福寺钟铭》、《双龙泉颂》、《千蝎谷颂》等优秀散文。“三杰”和“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同时而稍后,在陈子昂携复古理论振臂一呼之时,“三杰”便在创作实践上与之呼应。只是,陈子昂由于自身的影响和当时人如卢藏用等的推崇而声名显著,而“三杰”等实践者却湮没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