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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农民工流动问题作为典型的公共问题,分析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探讨政府公共性作用,提出政策性建议.以往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范式,但成本收益分析表明,这种范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阶段农民工流动动机.笔者通过对国外农民工流动模型的比较,从一个新的视角——心理成本角度,对农民工流动进行尝试性研究.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心理成本影响农民工的流动,并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将影响心理成本的因素分解为制度、信息和教育3个层面上.问卷分析结果表明,作为正式约束的制度与其衍生出来非正式约束——城市居民的习惯,共同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打工信息的路径依赖和不对称性,使得信息的搜寻成本巨大,增加了农民打工期望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风险成本;农民工的低教育水平导致了低素质,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机会,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适应成本.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政府要发挥公共性的作用.首先,政府更需要从观念的层面上,对非正式约束实施影响,以缩短其变迁时间,从而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其次,政府要通过协调机制保证农民工收入可实现性和降低打工信息的搜寻成本,从而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风险成本;最后,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向农村倾斜,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适应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