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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是上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经过孔子等儒家思想的圣化,其“德”之精神得到传扬,他所开创的尧天舜日更成为中国古代理想政治生活的投影。帝尧传说具有高度的神圣性,通过历代社会的治道和实践,帝尧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符号,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由此形成了帝尧神圣文化的“大传统”。这一传统在区域社会中逐渐地方化,晋南将帝尧传说视为本地的传统资源,通过对过去历史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构拟,将传说与地方风物、山水遗迹、风俗传统相结合,创造了帝尧文化的区域特色。帝尧传说植根于晋南生活之中,成为一个容纳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具有神圣秩序意义与情感交流价值的象征性载体。帝尧传说与地方社会发生联系,其形成、展演与持续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民众通过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将传说与地方风物相结合,延续了帝尧传说的口头叙事传统,表现了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民众对地方文化资源进行了分配、解释与命名,从而构筑了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山圣水。在尧都区、翼城县、浮山县、洪洞县、绛县等区县形成的地域文化圈内,帝尧传说的分布状态和叙事主题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民众有时将传说与本地其他传统文化相结合,如威风锣鼓的源起、砂锅制作技艺等,增强了传说的表现力。帝尧传说已经融入了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精神信仰、日常行为、节庆习俗方面,民众精英、香客与普通民众三个阶层的不同诉求,最终强化了晋南的尧王信仰。民众对庙宇神像的集体记忆、修庙时的禁忌、与大传统的冲突以及文化重建,都表明了他们对自身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认知。地方学者是沟通民众与政府的中介,特定的身份使他们成为尧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以乔忠延为代表的地方学者群体经过去神话化和功绩化,生产了真实而丰满的帝尧圣人,塑造了帝尧“国祖”、“文明始祖”的形象。他们以尧都平阳立论,通过追溯帝尧时代重现了临汾的过去圣地和历史中心地位。帝尧传说中体现的地域关系,不仅联结了临汾与周边区县,而且折射出临汾在这个晋南区域内的重要地位。在帝尧圣人与尧都圣地建构的基础上,地方学者从血缘、地域和尧文化主题三个方面使帝尧根祖化,创造性地发展了“圣人子孙”的身份,以此勾连起民众与帝尧、民众与本地、本地民众之间、帝尧与本地、外地民众与本地域等多重关系,为晋南烙印了“帝尧文化圣地”的地域标签。在面对外在的质疑和危机时,地方学者寻找了更加恰切的传说叙述模式,以演述的权力和自身的权威进行圣地建构。政府通过整合各种力量、重塑神圣象征意蕴等实践方式,谋划了晋南地方经济和社会新的发展空间。他们使权力政治与商业资本合谋,以追求旅游和经济效应为目标,将帝尧的传说内容及象征意义展演开来,具体体现为国家化、景观化、文化产业化,以期实现文化生产的最大利益。地方政府权力之间的更迭、相互的利益之争,导致尧文化传统建构的断裂,甚至出现危机。尽管如此,政府的积极建构使帝尧传说附加的历史观念和文化意识得到传播,新的文化象征重新在地方话语中活跃起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借助国家话语,开发本地尧文化资源,谋求地方新的发展,然而单纯的经济意识将使政府陷入文化发展的困境之中。晋南地区的帝尧传说,在多主体多层次的神圣叙事过程中,努力建构了当地的圣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