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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明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杨时传承二程洛学,开启朱熹闽学,所创立的道南学派对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两宋之际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深重的社会危机,他继承了儒家经世济事的思想,在致力于理学的同时,也关心着社会现实,积极向朝廷建言献策,以挽救两宋的社会危机。杨时的人生经历和士人政治主体意识的高涨是其社会控制思想形成的内在因素;而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重的社会危机则是其社会控制思想形成的外在因素。为了论证现实世界存在的实在性,杨时构建了以“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为人性、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和政治秩序等一系列问题的起源做了合理的回答。通过“理一分殊”,将抽象的天理和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相结合,论证了它们的至上性和权威性。其次,杨时对人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天地之性”是人之本性,是至善的,而“气质之性”是具体的人性,有善恶之分。这是社会控制成为可能的人性基础;最后,杨时对义利关系的探讨,则为社会控制的实施提供了道德保障。社会控制不等同于阶级控制,其目的是避免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杨时认为必须对社会控制主体(君主和官吏)从道德修养到行为方式进行必要的控制。作为君主,不仅要有“心系天下之心”,而且还要注重自身的修养;作为臣子,不仅要有“舍生取义”的自觉意识,而且还必须把“致君行道”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国君与大臣要团结一体,共同商讨国之大事。其次,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民众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对象。为了使民众更好地遵守社会规范,杨时主张为民制产反对禁榷以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同时,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阶层,为了将士人纳入社会控制的轨道,国家在用人方面必须坚持“知人善任”的原则,反对宦官干政。北宋末期,宦官专权、人心败坏,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杨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正心”,“正心”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谓正心就是去私欲、循天理。杨时“正心”说的提出,是为了纠正本末倒置的流弊,从根本上杜绝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尽管杨时的社会控制思想是由时局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由于赵宋统治集团极端腐败,没有将杨时的社会控制思想付诸实际,因此,杨时的社会控制思想并没有达到控制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