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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是托马斯·曼最后一部叙事作品,也是唯一一部贯穿他整个创作生涯的作品。在这部对自己生平和创作进行了一番浏览和回顾的作品中,托马斯·曼不仅将自己的反讽本事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将一生探讨的几乎所有重要主题和母题都融入其中,使得这部始终洋溢着轻松、幽默笑声的小说成为托马斯·曼最有代表性、也最让研究者望而却步的作品。由于“骗子”(Hochstapler)意思的难以捉摸和不好界定,很多研究者都对这一棘手的核心母题避而不谈而从其他角度对作品进行打量,使得“骗子”的涵义始终没有获得系统而充分的阐释。因而本论文就以该小说为研究对象,紧紧围绕“骗子”这一小说的核心母题,通过层层剖析“骗子”的喻意,来洞察托马斯·曼通过这个骗子形象所要传达的艺术主张。
首先,“骗子”是托马斯·曼给自己绘制的一幅漫画肖像,是对自己生平和创作的反讽和辩解。托马斯·曼开诚布公地打开了自己的“工作坊”,用最通俗、最幽默的方式告诉世人他的文学创作是怎样一回事:克鲁尔在骗子生涯中表现出的现学现卖的本事,正是对托马斯·曼“拿来主义”创作的生动写照;而克鲁尔凭借自己的骗术走到哪儿都欢声笑语不断,给别人带来快乐,为自己赢得好处,这正是托马斯·曼对自己通过文学创作取得的世俗辉煌的调侃。把自己比喻为“骗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戏称为“骗术”,这暗含了托马斯·曼对自己的一丝自嘲和怀疑,但更多的是一种洋洋自得和对于外界各种指责的不满。有着强烈的文学主体意识的他将“拿来主义”的创作看成一种美学原则和游戏冲动,因而从认识论或者道德的角度对他的指责或赞扬都必然很难切中要害。
其次,骗子小说并不仅仅是托马斯·曼的夫子自道,“骗子”同时也是对艺术家的一个新讽喻。在这部别世之作中,曼不仅对贯穿他整个创作生涯的艺术家问题进行了一番回顾和清算,将艺术与生活的对立、艺术家的滑稽与伟大等问题糅合在一个骗子形象身上进行了酣畅淋漓地表现,而且受叔本华自然哲学影响至深的他还对“幻象”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并为表象大唱赞歌。世界的本质即为幻象、艺术只是这一本质的缩影和投射,艺术家只是将世界的幻象本质以更加直观和凝练的形式表现出来;世界需要艺术这一美丽表象,人类需要艺术带来的诱使人活下去的冲动、需要被骗,这样艺术和艺术家的“欺骗”便获得了永恒的辩解.托马斯·曼在最后这部作品中将毕生关心的艺术家问题提升到了人类学意义的高度。
从“骗子”克鲁尔,到“骗子”托马斯·曼,再到“骗子”艺术家,直到叔本华自然哲学意义上“骗子”的内涵,论文在对“骗子”这一核心母题进行层层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使托马斯·曼的艺术主张和主导动机得到了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