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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对清代台湾民族政策演变及有关内容进行论述。台湾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经历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起至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前止。第二阶段从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起到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止。
第一阶段，台湾民族政策从康熙朝的初创期，历经雍正时代的过渡期，到乾隆中期以南北路“理番”同知的设置为标志走向成熟。乾隆时代以后，清政府墨守成规，台湾民族政策趋于保守，作为不大。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民族政策，受清政府消极治台政策大环境的影响，其政策内容也显得消极被动，除“护番保产”政策和教化政策具有进步意义外，其它的“番界”政策、“汉番隔离”政策、“生熟番”区别对待政策等大多应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内容不多。不过，在第一阶段里，面对台湾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清政府出于保境安民的需要，还是能够做到对其民族政策不断微调，以确保台湾社会稳定，巩固其在台湾统治地位不受动摇。
第二阶段，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借口“生番”地不属清政府出兵侵略台湾，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其台湾民族政策的得失，为防止日本侵台事件的再次发生，清政府决定实行积极主动的“开山抚番”政策。“开山抚番”政策实施的目的就是打破“番界"封锁政策，取消“汉番隔离”政策的限制，把长期被隔绝的“生番”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版图。“开山抚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在推行的过程中，虽然给“生番”带来巨大的伤害，但“开山抚番”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所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及在促进“生番”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却是不容否定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开山抚番”政策是得大于失，利大于弊的，有其进步意义。
台湾民族政策是清代治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汉族不断移民台湾，使得台湾民族问题越来越复杂尖锐。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清政府基于维护在台统治地位的需要，陆续出台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解决民族问题。总的来说，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前，清政府台湾民族政策受消极治政策的影响，这一阶段的民族政策保守色彩十分明显，政策调整变化不大，即使有所变化，也是政策微调的结果。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其台湾民族作重大调整，转而实施积极主动的“开山扰香”政策。“开山抚番”政策的实施，在加强海防，维护国家领土安全，以及促进原始落后的“生番”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积极意义。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就清代台湾复杂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成因作讨论，并就清政府在这些民族关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作论述；
第二部分主要就清代台湾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作阐述。为叙述方便，本文将清代第一阶段的台湾民族政策演变过程分为康熙时代、雍正时代、乾隆时代和后乾隆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分别讨论。
第三部分主要就牡丹社事件前后过程及其对清政府台湾民族政策的重大调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牡丹社事件的发生，是清政府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的标志，也是全面施行“开山抚番”政策重要原因。随后进行的“开山抚番”工作中，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作出巨大贡献。
第四部分主要就民族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地方官、通事和土官(目)在执行具体的民族政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分别进行讨论。
第五部分主要就台湾民族政策相关内容的成败得失进行分析讨论。认为不同的政策内容成败得失各不相同。在“番界”、“汉番隔离”、“生熟番”区别对待等政策方面，笔者认为这些政策的推行，只能增加民族隔阂，不利民族关系的友好发展，应当全面否定；在“护番保产”政策方面，不管清政府的动机如何?这一政策客观上是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利益进行保护，当然值得肯定。在土地政策方面，清政府的土地政策虽然不能有效遏制汉族对少数民族土地的侵垦以及非法占有，但在促进台湾土地开发方面却发挥积极的作用。台湾土地的开发，对缩小台湾与大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维护国家统一有重大意义。因而对清政府土地政策的评价，应一分为二，不可全盘否定；同理，在“开山扰番”政策的评价上，笔者认为相对其所失而言，这一政策之所得却是主要的，有其进步意义。第六部分是对清代台湾民族政策作宏观的分析与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