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建立了官方主导的最早的外语及西学教育机构----同文馆(1862-1902)，包括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简称“同文三馆”。同文馆教授西方语言与科学，招收八旗子弟和包括汉人在内的科举正途人员，聘请洋教习从事教学，同文馆由此成为中西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
本文以同文馆为研究对象，将同文馆视作中西文化传播的一个案例。以往对同文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历史分析，而本文则在传播学的视野下展开。因此，借鉴了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5W传播模式”的框架，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传播环境和传播策略等七个方面梳理同文馆产生、发展直至并入京师大学堂过程中的中西文化传播现象。着重探讨：一，作为中西文化传播的案例，同文馆中的中西文化传播是如何发生的?其中的传播诸要素又呈现何种特征?二，在同文馆40年的中西文化传播历程中，一直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的主动性是如何体现的?同文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成效应如何评价?三，晚清同文馆的中西文化传播经验，对于21世纪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实践有何现实的借鉴意义?
本文首先回溯了一个半世纪前同文馆中西文化传播发生的现场，回顾并呈现彼时“西学东渐”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景况及其传播内容和策略，分析晚清中后期在异文化冲击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复杂心态和积极应对举措，剖析同文馆的设置动机、教学内容、人员活动、社会影响等各方面所包含的传播学意涵；同时，本文采用案例分析和历史比较方法，对先后建立的“同文三馆”的设立背景、教学内容、馆内中西文化传播的技巧策略及成效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揭示同文馆案例中所蕴涵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最后，本文着力探讨在文化传播中相对被动、弱势的中国文化通过传播方式和策略等所体现出的主动性，得出结论：第一，落败的时局不等于落败的心态；第二，传播策略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传播者和受传者的“最大公约数”；第三，传播者和受传者在特定的时空中可能发生角色互换。因此发挥受传者的主动性，对于文化传播的成效至关重要。受传者只有努力把握机会，在冲击与困境中通过互动寻求有效突围的途径，才能为自身文化的更新与延续积蓄能量，这一点在21世纪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中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