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蕾丝类产业即中国所谓花边抽纱产业是20世纪中国工艺品外销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产业之一,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趣味的改变在20世纪末逐渐衰落。花边抽纱工艺在现代社会逐渐成为各生产地区的当地传统手工艺被保留,但这类工艺的传入历史普遍与西方传教士发生关系且与西方蕾丝类手工艺存在密切联系。对于花边抽纱工艺的西方技艺来源虽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是这类工艺体系中不同地域的详细技术传入历史和具体西方技术门类对应尚没有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大量在国内外散落的相关文字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出100多条民国时期为主的中文相关报道,200多条外文文献记载,以及大量英美澳地区中国花边抽纱产品的广告条目,对19世纪末这类蕾丝类手工艺在中国的具体传入历史进行研究和补充。通过在各生产中心的实地调研工作对当地的主要工艺技术进行学习,同时将国内外博物馆及个人收藏的花边抽纱产品信息进行整理分析。整篇论文综合使用文献整理与互证、图像对比研究、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主要进行几个方面的研究:理清西方蕾丝体系的脉络、研究蕾丝技术在中国各地域的传播历史、将中国制作的花边抽纱放在西方蕾丝的语境下进行工艺分析和西方技术溯源,研究蕾丝类技术得以被大量生产且在中国形成花边抽纱产业的动因;并对中国花边抽纱中的外销性特征和本土化改变进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第二章中对西方的蕾丝体系和主要品种的关联与发展轨迹进行了系统性展示,并对16世纪到19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审美与蕾丝品种和风格的变化进行了完整描述。同时本文对中国社会早期对西方蕾丝产品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早期所使用的所谓西洋花边中存在传统西方蕾丝,但主要为机器蕾丝和与蕾丝相似的西式花绦产品。对于蕾丝类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路径,本文改变常见研究中对单一地区进行历史描述的方式,将中国地域中出现花边抽纱制作的地区进行整合。将中国的花边抽纱生产地区分为山东、潮汕、江浙沪以及其他近十个地区,对这些曾经进行过花边抽纱制作的地区对西式蕾丝技术的接收历史进行回顾。认为蕾丝类技术曾经在相似的时间段同时在中国多个地点被短暂学习,而真正的花边抽纱产业是由山东的烟台、潮汕的汕头和江浙沪地区的上海带动形成的。在这三大中心城市所在的地域内,虽然也有个别城市地点很早就直接从国外学习了蕾丝类技术,但是整个地域的生产体系都是在三大中心城市的带动下逐渐串联为更整体的产业网络。山东、潮汕、江浙沪又作为全国范围的三大中心,对北京、天津、东北、华中等地进行产业带动。第四章中通过早期国外文献中出现的中国蕾丝类品种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花边抽纱产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对中国大量蕾丝类技术进行过学习和制作,其中包括棒槌蕾丝、针绣蕾丝、菲力蕾丝、抽纱绣、钩针蕾丝、梭结蕾丝等几大门类,每个门类中还有不同的细分品种。在西方蕾丝系统的框架基础上,本文将中国花边抽纱的品种都进行了西方技术的溯源,认为中国烟台制作的棒槌蕾丝是以西方棒槌蕾丝中的托什蕾丝和克鲁尼蕾丝为技术源头的,相对的青州府花边则属于棒槌蕾丝中的坎图蕾丝品种。江浙沪地区的手拿花边经常被称为“万缕丝”,这类花边属于20世纪才广泛出现的一类布鲁诺蕾丝品种。汕头最早制作的抽纱绣产品技术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在家纺装饰中流行的墨西哥抽纱工艺。这类工艺与山东上海地区曾经制作的普通抽纱绣技术存在一定差异。对中国制作的蕾丝类工艺与西方蕾丝工艺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制作的蕾丝类工艺与西方经典的蕾丝品种差距较大,而是带有一定的民俗艺术特征。这种特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学习的西方蕾丝品种自身就是非传统的具有民俗特征的近代蕾丝品类,同时中国从业者又由于自身的去贵族化审美将这些民俗特征进行了继承的强化。另外中国对不同品种的蕾丝类工艺有地域化的制作特点。关于蕾丝类工艺如何在中国由小范围制作逐渐发展为重要的花边抽纱产业的问题研究。本文在第五章中首先将历年国内外经济报告中对中国花边抽纱产业的数据进行整合,并以此为依据对中国花边抽纱产业的建立、发展和几次兴衰过程进行了时间划分。本文结合发展同时期国内外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对各时期产业发展情况背后的综合动因进行分析。其中花边抽纱产业在萌芽阶段受到的各方面因素影响是本章的论文重点。本文认为蕾丝工艺本身的宗教性质导致传入者集中为传教士人;宗教活动中女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蕾丝类技术的载体（女传教士）和学习者（女教徒群体）;宗教活动中的实业尝试将蕾丝类工艺从小规模制作提到产业化制作的范畴;中国的的传统纺织刺绣技术与蕾丝制作所需的技术很契合;而19世纪又恰逢蕾丝艺术的复兴,因此这种产业尝试得以成功,进而扎根中国不断发展。本文在最后对中国的花边抽纱产业进行了外销和本土化两方面的探讨。认为中国花边抽纱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为西方社会,虽然中国对这类工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吸收,但是于西方消费审美的束缚,中国蕾丝类手工艺在设计方面尚未达到完整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