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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学者的“两幅笔墨”使其兼备中西方文化研究的视野。在其对华语电影的凝视中，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想象、对后殖民理论的理解和对现代性的阐释是其电影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人学者中，以李欧梵、张英进和周蕾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想象、他者与现代性贯穿于海外华人学者电影诗学之中。李欧梵通对上海与香港电影的凝视，为城市赋予“怀旧”意味，使其的“双城记”想象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将自己定义为“都市漫游者”，通过电影这一现代性的连拱廊观照中国。他认为中国仍未完成现代性的进程，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周蕾用“非西方”的女性身份凝视中国，她将中国电影中表现出的原初性与族裔观视为中国难以成为“中心”而“物恋”出的“女性”特质。她并未将中国视为西方完全的“他者”。她着重分析了第五代导演的影片，认为电影中乡村女性的他者性，使其成为“隐藏”的他者或者成为民族志博物馆。张英进驳斥了李欧梵与周蕾的观点。他选取香港作为“全球本土性城市”的模型，阐述中国电影的“跨国”特征。世纪末之后，他指出中国电影又出现了“多土性”与“跨土性”的新特征。 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电影的关注，除了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意识形态及历史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关注外，也显示出他们对身份的焦虑。李欧梵对中国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存在“真实情感”将归于何处的疑问，表现出他的难以认同自己的身份。周蕾同情中国女性的“他者”地位，试图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但她对自己香港人身份的过度强调使其深陷中西方“他者”的身份。张英进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言说，用民族“流动性”的视角重新阐释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但他的想象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他们的观点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对他们理论的批判与吸收都是阶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