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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结果便是地域商帮的崛兴。在求财取利的过程中，各地商帮在南运北转的过程中直接促成了全国货流如织的盛况。“社会贱商而商人已富”的事实，使传统观念中屈居“四民之末”的商人开始成为社会新的价值取向之一。商人地位的起伏变迁一方面是社会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一方面也是地域社会各种因素渗透影响的结果。作为明清时期商界知名的大商帮——晋商，其兴衰变迁也是如此。潞泽商帮曾经是晋商中的一支主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少且语焉不详，致使其长期成为晋商研究的盲区。 在传统社会，潞泽地区是山西南通河南、河北等省的必经要道，地理位置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长期以来，潞泽以地形封闭偏居一隅而大有独立之势。事实上，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对之的经济影响力已然超过山西内地。在山西而言，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地域的研究，除了抗日战争研究对之关注很多外，其他时间段潞泽地区一直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盲点。 仅就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作为一个特殊地域的特殊群体，笔者认为潞泽商帮值得深入挖掘。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和目的所在。通过对潞泽地区从明代至民国时期最终衰落的长时段历史考察，笔者在商人与其所处的地方环境、区域社会的互动视角之下，阐明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潞泽商帮面对机遇与挑战如何做出应对，及这种应对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并通过潞泽商帮从开创晋商最早的辉煌到淡出晋商排行榜的发展事实，探讨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潞泽商帮从横空出世到命运多舛。 潞泽地区以上党之名，被世人熟知。在太行、太岳、中条三大山脉的合围之中，潞泽地区“居太行之巅”、“几与天为党”，是黄土高原上典型的山区。在靠天吃饭、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自然条件的相对恶薄带给此地生民难以逾越的生存障碍。如何谋生对这片人多地少的地域始终具有压迫感。明初在商品经济不可扼制的发展要求下，潞泽商帮也开始“草木逢春”。 在明代开中制的契机下，潞泽地区商人也积极投身于盐粮贸易，并由此赚得了“非数十万不称富”的不菲家当。少数人以商致富的示范效应促使潞泽地区更多的人将商业视为改变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潞泽地区优越的自然资源，如铁、煤成为本地人致富的首选。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宗亲血缘观念与根深蒂固的地缘观念影响下，潞泽商人在商业扩展上采取了“亲拖亲，乡带乡”的方式，将商业领域的队伍不断扩大。 明清易代之际，潞泽商帮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中深受打击，尤其是潞商，很少有沿续到后世的。随着清代天下承平，社会稳定，潞泽地区自然资源的优势再现，催生出了新的商业家族和群体。尽管与此期风光无限的晋中商帮相比，潞泽商帮显得过于平淡，但其难以替代的资源优势促使其牢牢地控制着河南、山东、湖北、京津等地市场。清末，潞泽商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优势行业整体滑坡。尽管民国时期，潞泽商帮的某些行业如蛋粉业、剪刀业等一度居于全国前列，但这种暂时的优势有着更多的偶然性。究其原因，外因的作用影响明显，表现在:一是国外同类商品大量倾销，造成了强大冲击;二是固定市场环境变化后深受波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最深层的原因是内因，外因只能起到催化或瓦解作用。笔者以为:左右潞泽地区行业兴衰的内因是当地以资源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造成的。在传统向近代化变迁过程中，潞泽地区传统的手工产业技术落后、生产业余的特点使其产品质量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加之运输成本高昂，潞泽地区无力开拓新的市场，从而逐步采取了收缩姿态，渐至无闻。 从潞泽商帮内部看，在自然要素与历史基因的双重影响下，潞商与泽商也有一定的差异。在历史进程中，潞安久为政治、文化中心，而泽州则拥有突出的经济优势与对外交往的交通优势。这种偏差，造成潞安在政治、文化上享有优势，泽州在经济上地位突出。表现在潞泽商帮身上，泽商资源优势最强，以铁商最具代表性;潞商相对较弱，资源与其他行业齐头并进，在铁、煤与畜牧业、药材业、皮革业等方面均具特色。就整体而言，明代以来潞泽商帮的优势行业突出体现在资源上，如盐、铁、丝绸三大行业。而在传统社会，资源型产业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式经营与生产的非专业化，使产品本身的附加值有限,在国外同类优质产品的倾销下，导致其市场空间逐步萎缩，市场占有率迅速衰减。 经过长时段历史考察，在文献与田野考察互证的基础上，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1、区域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性造成了区域社会各异的发展路径和规律。潞泽商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当时地理环境、政治环境、从业环境等因素密切影响，在每个时代有其不尽相同的产业优势，如明代的盐、铁、丝，清代的铁及铸造业，民国时的蛋粉业等，但从其发展来说，传统的资源性产业是其主线，这决定了潞泽商帮的兴起，同时也相当大地影响了其行业选择的方向和分布趋向。 2、地域特殊性造成了潞泽商帮发展呈现出以粗放式资源生产为主导、农牧等其他经济生产为辅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潞泽地区处在内陆，生产并不发达，其做大做强很多都是利用资源的结果，有借他处资源发展的例子，突出表现在潞泽盐商身上及对外地市场的开拓上;更多的是本土性资源，主要是当地煤、铁、绸业商人。 3、潞泽商帮衰落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其完全依赖资源造成的经济发展受限，一是周边市场大环境与自身特殊的地域双重限制的结果。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来看，尽管战争、政治动荡、自然灾害、疾病流行等因素不可避免会给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会造成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滑坡，但它们并不是形成经济增长有规律波动的根本原因。在资源互补及地理位置双重选择下，潞泽地区与豫西北地区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区域经济圈，彼兴我兴，彼弱我败。清后期，随着列强入侵，在其强势的经济侵略中，新技术、新产品带动起了新环境的发展，在大环境变迁的过程中，原先潞泽商帮依赖的市场圈整体性衰落导致了潞泽商帮发展遭受严重挫折。而潞泽商帮长期以来赖以发展的是单一的资源型产品，大多以原生态或初级加工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在竞争加剧、垄断地位被打破后，客观上造成了潞泽商帮以特产拓展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在运输成本过高的客观制约下，潞泽商帮逐步收缩，整体力量弱化，经济地位也因之逐步边缘化。 4、在由传统向近代的演化转变过程中，地区社会与商人阶层互相影响，当商业与地方文化性格呈现良性互动时，可以激发出当地的商业潜能，当二者不协调时，双方互相削弱的一面就会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5、当今，由潞泽地区沿续而来的长治、晋城两个主体城市在经济发展道路中，各找突破，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子。但其发展基础仍在煤炭。明代以来潞泽商帮以资源为依托的发展路径，显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参考意义，而这正是本文撰写的现实意义所在。潞泽商帮的历史经验提示:本地资源做强，有几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一靠交通，二靠政策，三靠技术。潞泽商帮的衰落证明:单一的资源型产业,如果没有科技附加含量，注定在市场冲击中应变能力不高，难以维继。因而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根据不同区域的空间位置、自然条件、人文条件及相互关系配置资源，使资源配置状态达到最优，才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