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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中国的思想界进入“轴心时代”,社会秩序被新的阶层关系打破,周王室的衰微导致上层贵族所执掌的文化、政治、思想等因素流入诸侯国乃至民间,即“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是王官之学转化为诸子之学的时代背景,也是战国士阶层兴起的历史条件。战国诸子百家之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从社会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归结为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经济制度的变革,二是政治关系的革新,三是文字书写的简易化。战国士阶层成为时代文化思想的承担者,其介于下层贵族与庶民之间的身份主要来源于两种情况,一是原属王官的知识阶层的下移,二是下层庶民的上升。《尚书》作为政教之书,战国诸子在议论政事时必然对《书》篇文献进行征引,兹就《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六部典籍进行探究,以反映不同学派的《书》学面貌。《墨子》是先秦典籍之中除《左传》之外引用《尚书》最多的文献,且引用情况复杂。《墨子》“十论”是墨家学派的核心理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均有引《书》以论事的例子。《墨子》引《书》多不同于今传《尚书》文本,其原因在于《书》学授受源流在春秋战国之时发生变化,墨家有独立于儒家之外的《书》学选编版本,由此呈现出不同的《书》学流传面貌。《孟子》引《书》多阐释发挥《书》篇大义,节引文本,改写字句,作为议论政事的历史依据,这实际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断章取义之法,是战国时代士人引用古籍的共同习惯。《书》序编纂与《孟子》引《书》体例相合,故《书》序在编纂过程中借鉴《孟子》的行文方式是可以徵信的,这有助于断定《书》序的写作年代。《庄子》引《书》见于《天道》《天运》《盗跖》《在宥》四篇,论《书》见于《天道》《天运》《徐无鬼》《天下》诸篇。《庄子》论《书》包涵于讨论“六经”的范畴之内,着重突出“六经”的大义主旨,对《书》教传统的发生、演变、流传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天下》篇所言“《书》以道事”,后代学者沿用其说,对《书》学教化意义的历程发展影响深远。《荀子》称引《尚书》仅次于用《诗》,大篇幅征引《书》篇文献,可见荀子对《书》学有着独特的见解。《荀子》论《书》有两个特点:“定《书》之界说”与“《诗》《书》《礼》《乐》并举”。《荀子》引《书》化用语句,多加改造,阐释发挥,使引文脱离《尚书》原义,甚至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传统政教文本的教化意义的解构,而对政治哲学的重新阐释,又使之具有微言大义的功能。《韩非子》称引《尚书》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明称《书》、暗引《书》,议论《书》。在明称《书》一类的文献中,分别见于《说林上》《说林下》《外储说左上》《难势》四篇。在暗引《书》一类的文献中,共有四处或与《尚书》有关,见于《有度》《忠孝》《外储说右上》《十过》。关于《韩非子》论《书》情况,《和氏》篇并言《诗》《书》,《奸劫弑臣》篇称“先王之书”,皆是韩非议论《书》之功用的言辞。《吕氏春秋》援引《书》形式不拘一格,或称《夏书》《商书》《周书》,或直接称《尚书》篇名,如《鸿范》,或简称“《书》曰”,或杂糅《书》篇内容以为历史史事。《吕氏春秋》引《书》不见于伏生本或鲁国传本《尚书》,与地域差异有着较大的联系。清华简中涉及《尚书》的内容将《尚书》学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保训》篇周文王遗训问题和上甲微史事传说都得到勘正。“中”的思想观念与礼乐制度有关,具有刑罚律例制度上的公平中正含义,蕴含的中道思想成为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在施政治国方面体现为“执中”原则。借助清华简,《金縢》篇“予仁若考”的断句为“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释义为:我周公旦之高材如父祖,而多材多艺,能服事鬼神。《尚书》作为上古三代时期君王施政治国政策的文献资料汇编,保存了大量的教化思想。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为求取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必然援引《尚书》以论证其学术理论,对《书》学大义进行征引与改造,使之符合己说而推行于世。因此对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征引《尚书》的情况进行研究,可以全面了解《尚书》在战国时期的存在面貌,考辨诸家传习《尚书》的版本差别,亦可以梳理《尚书》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流布与传播情况。在《书》教传统研究的大背景下,考察战国《书》教传统的阐释、演变与发展,可以体现其对春秋《书》学思想的承继与丰富,同时揭示对秦汉《书》教传统的开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