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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科举废除，易代之时，教育也面临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局面。以“忠孝节义”为宗旨的道德教育传统，正渐次崩塌，而新教育者赖以“振衰起弊”的举措，无论黄炎培、庄俞等所大力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还是蔡元培、贾丰臻等坚守的“德育教育”为纲，无不是多停留在观念的层面。新学堂初立，却并不能填补科举废除后的“真空”，盖新教育培养的人才，既非为了科举时代的“仕途”，亦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既失去了“德育主义”的神，也空有引入的“职业教育”之名。在此情形之下，新教育何去何从，自然成为时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正值20世纪10、20年代之交，欧洲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德国在战争中受到极大削弱，并与日本因为“山东问题”与中国交恶，德、同遂在中国时人的观感中被冠以“军国主义”的恶名，而此时的“军国民主义教育”也因之成为国际列强与国内军阀黩武的对应物而变得臭名昭著。德国、日本在中国势力的衰落，其影响也及于教育界，清末民初从壬子学制直到癸卯学制，因为模仿德、日模式，成为教育界人士“口诛笔伐”的焦点，改革学制，追赶美国新教育浪潮，由是渐成为一战后中国教育界不约而同的统一口径。
中国教育界的目光再次转向西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来华访问，掀起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风潮，不过此时，学习的榜样已从德日转为美国。1921年，紧接杜威来华访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部部长，教育史专家孟禄，则从实际调查中国教育的角度，指出中国教育的不振，首在国内政治与列强侵夺造成的混乱，而针对中国教育界在学制改革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指出学制改革必须切合中国国情，不能“徒改学制”。他在为期4个月的实际教育考察中，从中小学学制改革、平民教育普及、教授方法与课程的科学化、教师与学生的职业问题、教育独立与学生自治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孟禄来华时间虽短，但对许多问题，如学制改革、教育独立与学生自治等，都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当然，正因为考察时间过短，他对中国新教育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仍旧估计不足，如对私塾问题的理解，希望通过直接取缔私塾，代之以新学校的想法就过于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