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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书写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一直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从五四女性作家将其作为一种反抗手段表达和实现对传统父权社会的背离到80年代作家群对同性情爱理想的自主书写,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本质上实现了从被动言说到主动表达、从对伦理道德的反叛落实到现实生活的转变。同性情爱理想在从隐晦走向明朗的“生活化”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是以“异性恋”为正统的情爱伦理并没有完全丧失对作为“异类”的同性话语的绝对压制;二是在走出外在的道德阴影之后,同性情爱理想本身受到了存在意义上的质疑和冲击。而在此基础上,作家文本中呈现出的情爱理想失落之后的孤独与痛苦本身就已经为其“异端”身份“正名”。本文的绪论部分对同性恋和同性恋书写的概念和内涵作了简要介绍,并扼要说明了本论文依据和意义,并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语境中,同性恋作为“异端”的情爱理想从隐晦走向明朗,逐渐实现了其身份的转变和确认。第一章主要分析女性作家在“女性主义”视野下对女同性恋的策略性书写,她们进行同性恋书写的主要目的是对“女性身份”进行确认和张扬。一方面女性“姐妹情谊”书写从五四时期一直贯穿到80年代的女性写作,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时代话语的分支到个体主动表达的转变,但仍是将同性恋作为一种策略性书写,其目的在于确立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女性作家笔下的女同性恋者在心理上表现为强烈的自恋,在同性身上找寻自己的影子,所谓同性恋爱实质上不过是“一个人”的恋爱,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本在恋爱对象形象的塑造上,有明显的美化和理想化倾向,以缺失人物的真实性为代价,确立自我的性别形象。最后,尽管女性作家在同性恋文本中大胆进行情爱场景的书写,但缺乏实质性的恋爱关系下的情感互动与交流,人物间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一种母女或朋友的复合,以至于缺失了对同性间真正情欲的言说。第二章则分析部分作家站在人性的角度对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同性恋群体进行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同性恋”与特殊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双重边缘书写,这就导致作家侧重于对人性的思考而缺失了真正同性“恋”的表达;二是从“科学、善良”的原则出发,对同性恋者做出客观描绘以期社会能够正视同性恋人群,体现出小说中同性恋书写的社会意义;三是作家满怀同情与悲悯对同性恋者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行描绘,流露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但这三种形式的书写都缺乏对同性恋者真正情欲的言说。第三章主要探讨同性恋作家在男权语境下对同性情欲的外向言说。首先,在长期以来的男权语境下,异性恋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同性恋和同性恋书写无疑是对主流恋爱婚姻中“男性统治女性”权力机制和恋爱模式的反叛。其次,由于情爱理想的失落事实,同性恋作家笔下的同性恋者的情欲表达仅局限为自我独白,而缺乏对真实恋爱关系的关注和表现。最后,由于社会伦理对“人”本身的角色要求和限定,同性恋者不可避免地遭受家庭和社会的放逐,但其内心仍然渴望得到群体的认同,以致在漂荡中一直找寻另一个可以归依的家园。结语肯定了同性恋书写对边缘情爱理想的发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性人情的重新发现与建构,并指出了拙作的不足,期望后之研究者能更加深入挖掘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