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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儒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学的核心内容。它虽属于经学，却又能发挥超出经学学术以外的现实教化意义，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民俗等密切相关。江浙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江浙地区的礼学研究能够反映和代表晚清礼学研究的特点和成就，从学术和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全面的展现了晚清社会、学术思想的真实面貌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因此，研究晚清江浙礼学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乾嘉汉学的兴盛以吴派和皖派为代表，吴派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而皖派以皖南为中心，而且汉学的纯粹考证风格自形成以来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道、咸、同以来，社会动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首当其冲，江浙地区成为国内外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区域。对这一时期乾嘉汉学陷于章句训诂和烦琐考证弊端的反思，是学术与现实的集中反映，最终引起了嘉、道之际的学风转变，直接导致清代学术的中心从皖南、苏州地区转移到扬州、浙东、常州地区。正是在种种困境之中，这些地区产生了一批晚清最重要的礼学家。朱彬、邵懿辰、黄以周、孙诒让为学专究于礼，阮元、凌曙、刘师培、章太炎等亦长于礼学。晚清江浙学者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对礼学加以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会通众说，浙东学派的礼制总结，常州学派的经世意识，是代表晚清学术界对时代课题作出的三种回应思路。同时在礼学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解决了历史上关于《三礼》文献的形成、传承过程存在的许多争议，梳理出《仪礼》、《礼记》、《周礼》的授受源流，为礼学史、经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而晚清江浙礼学家对古代礼制全面的总结，解除了自西汉以来对明堂、封禅、巡狩之礼便莫知其原的困境，对各项制度、各种说法的优劣得失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分析评判；通过探讨礼与理的关系，疏通汉、宋学术，挖掘名物制度之中蕴含的道德伦理意义，为清代学术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晚清江浙礼学家取得这一系列成就，得益于对乾嘉以来的日趋成熟、完善的考据学方法和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并且通过释例、绘图、经传子史互证，进一步强化了晚清礼学研究方法、成果的科学性。晚清江浙礼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导致以礼学为核心的经学在晚清时期臻于极盛，此后骤衰，濒临崩溃之境，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体系也处在解体的边缘。晚清礼学研究以扬州、浙东、常州为中心，各有特色，既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学术风格，又能充分体现晚清社会带给学术研究的时代烙印，即以学术经世致用，以学术挽救人心。他们的礼学思想和礼制研究是对清代乃至整个礼学史的系统总结，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江浙三大学派礼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继承性、复杂性和时代性，反映出晚清学术的真实面貌，也预示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多元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