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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伟大时代,确定了此后中国古代两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形态面貌。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揭示汉代农耕聚落的形态和内涵是全面客观考察认识汉代农业基层社会真实面貌的基础,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农村的发展与演变历史和模式,了解以农民为中心的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变化原因。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说明本课题的研究背景、意义、相关概念、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重点是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范围界定,确定什么是汉代农耕聚落及与之相关的农业、农民、宅院等汉代固有之概念,这是探讨所有相关问题的基础。已有的汉代都城和城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要远远多于汉代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在汉代当时的语境中,“四民有业”和“辟土殖谷曰农”,对当时的“农业”、“农民”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聚落”确指的是相对于城邑的农耕聚居地。第二章对目前已有的汉代农耕聚落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这些考古发现是本文探研汉代农耕聚落的材料基础。全国范围内调查发现的汉代农耕聚落遗址很多,揭示了不同地区汉代农耕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和演变概貌:继承先秦时期聚落分布、分级等传统;先秦时期的城邑和大多数聚落在两汉时期仍然得到了沿用和发展;汉代以郡县城为中心,广泛分布有数量众多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的小聚落,而且,与战国时期相比,这类聚落数量空前增多;特别是,城乡相互连结和分化发展初现端倪,中心城市的近郊出现了围绕城市居民生活需要而自发或有组织产生的聚落。汉代农耕聚落遗址的考古发掘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聚落形态面貌。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位于汉代东北部边郡辽东郡郡治襄平县城近郊,居址一般由房屋、水井、厕所、畜栏、土窖等组成;居址总体的布局是分散孤立,互不相接,相对集中;朝向相同,与道路平行排列。作为本论文研究中心的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位于汉代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因两汉之际黄河泛滥淤积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聚落的总体布局是道路纵横、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宅院布局规整、面积相近、坐北朝南,由水井、院墙、厢房、主房、厕所及池塘或边沟等组成,宅院周围栽有桑树、榆树等树木。河南遂平小寨遗址位于汉代汝南郡吴房县西南,从遗址内汉代道路和水井的分布情况推测,聚落内街道规整有序,宅院可能沿街分布且稍为密集。属于东汉晚期的江苏扬州高邮邵家沟遗址,位于江淮平原;比较特殊的是遗址内出土有属于宗教信仰的符箓木片、“天帝使者”封泥等。其他得到考古发掘的汉代聚落遗址或包含有汉代聚落的遗址还有一些,这些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汉代农耕聚落多样性的认识。第三章从聚落形态考古的理论视角和宏观角度对构成汉代农耕聚落形态的农田、宅院、道路、墓葬区等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汉代城市与周边的农耕聚落已构成城乡连续体,相互依存。聚落形态面貌主要取决于宅和田的空间关系方面。按照距离城市的远近,大致可将聚落分为城郊型、远郊型和垦区型等不同的类型。第四章对汉代农耕聚落的核心——民居宅院的构成诸要素进行逐一的列举、分析和研究,形成对汉代聚落内农民的生产、生活真实状况和水平的具体认识。通过对考古发现的综合分析,可知汉代农民的具有代表性和较高水平的宅院一般布局特征:位置独立、布局规整、朝向向阳、功能完善;宅院主要由主房、厢房或厨房、院墙、大门或门房、水井、厕所、院周树木等组成,有的宅院还有编织、家畜饲养、仓储、池塘、水沟等建筑或组成部分。单体房屋建筑的墙体基础用砖,主体为夯土或土坯;主要由梁架结构承重,也有无梁房屋;屋顶多为瓦顶,瓦当使用并不普遍。聚落内出土遗物最为普遍的是板瓦和筒瓦,其次是生活用陶器,铁犁铧、?、臿、锄、镰等农具较为常见,石磨、石臼等粮食加工器具也是农耕聚落出土的代表遗物。第五章分析汉代农耕聚落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汉代农耕聚落的成因和历史环境条件。汉代农耕聚落的整体布局、面貌和发展演变概况等特点,首先建立在两汉400余年社会总体稳定的大一统环境基础上;钢铁质农具的空前普及极大地促进了耕作农田面积的扩大,水利灌溉的大发展、重农政策、郡县乡里制、土地制度、人口增减、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开发历史、民族传统等,都对汉代农耕聚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汉代聚落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也符合和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第六章为结语,尝试对汉代农耕聚落的发展规律、特征及对中国古代农村发展进程的影响进行总结,并对今后汉代聚落考古调查和发掘提出一些设想。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总体上汉代农耕聚落越来越普遍化,并随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其形态面貌也是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