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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综合体。中国正处于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社会与经济转型期，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社会阶层分化，居住空间分异，社会空间分异、极化、隔离引起的社会问题成为当前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命题。本文以城市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住宅分配的制度化、自由化、产权化、市场化及新疆绿洲城市独有的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城市不同“族群”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居住空间分布格局和分异为主线，丰要借助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剖析不同“族群”居住分布格局时空演化，进行分异测度，探讨居住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城市空间秩序的耦合协调机制和空间响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乌鲁木齐不同“族群”整体呈现混居为主，分异为辅的居住空间格局。汉族人口居北而聚的格局基本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将逐渐被大集聚所替代，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口基本形成单一集聚的小集聚形态，回族人口基本以混居为主，尚未形成集聚的形态。住房景观的分布格局以商业中心区为高租金集聚区、高层集聚区、高房价集聚区，城市边缘区为老旧住房和低价格集聚区，中等价格和多层住宅分布于两者之间，形成典型的圈层结构。同时，租金水平、住房水平总体差异不显著。
2)乌鲁木齐汉族人口整体的集聚程度并不明显，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整体集聚程度较明显;回族人口由于其文化和语言的融合性较高，整体集聚程度不明显。随着空间距离尺度的增加，典型民族空间集聚显著性增强，并且集聚范围不断扩大，住房价格和租金的高-高集聚范围明显增强，并以城市商业核心区为中心，呈单核心状扩展态势。
3)居住分异测算发现哈萨克族与汉族的居住分异度最大，在近30年呈现下降趋势;维吾尔族与汉族居住分异度适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波动趋势，其中，1982～2000年呈现下降趋势，2000～2010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可能与突发事件有一定的关联性，乌鲁木齐典型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分异度小于与维吾尔族人口分异度，并且与汉族人口分异度呈现阶段性下降趋势。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居住分异与其他民族人口比重都呈现显著负相关，表明其他民族人口比重越大，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分异度越高。
4)乌鲁木齐居住空间分异呈现系统化动力模式，绿洲自然景观是居住空间分异的基奠，城市化、工业化、住房市场的分化是居住空间分异的首要动力，社会经济的转型是居住空间分异的加速动力，社会经济分层是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动力，民族文化是居住空间分异的特殊动力。
5)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是城市空间系统化、抽象化的综合体，其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分区“界线”。同时，居住、社会、文化与空间区位矛盾客观存在，其和谐关系是评价的主要依据。
6)商业化空间侵入效应、公共景观过滤效应、文化景观决定论是解释乌鲁木齐不同“族群”居住空间分异响应的有效例证。同时，商业中心的景观格局将发牛显著变化，原有的陈旧低层或多层单位式住房将被高耸的商业办公楼宇和高档公寓所取代，以生活为主的社区将被商业、休闲、娱乐场所所取代，以高密度人口生活中心将被就业中心所取代。
乌鲁木齐作为绿洲城市和多民族城市的典型案例，其城市发展过程除了面临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的空间机制的作用，更面临城市社区的商业化、民族文化的差异化、社会分层的多元化、居住空间分化等诸多矛盾。本文虽对乌鲁木齐居住空间分异特征、机制及其空间响应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由于时间、知识、数据、方法的限制，在民族城市在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过程中，商业化空间侵入效应和文化景观决定论与居住空间分异的内在机制，居住空间分异的系统动力机制等相关问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