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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的话语理论,来考察八十年代诗歌的“情节编织”、“论证模式”,以及最终揭示的“意识形态意蕴”,通过对八十年代四种“诗潮”的整体观照、八十年代诗歌话语的语言层面的剖析、当下重写诗歌史的解构、建构研究,来还原八十年代诗歌的文化现场。
八十年代的“诗歌话语”是一种“文学场”,不断与政治相纠缠同时又在极力挣脱政治束缚,它构成了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且最有影响的文化景观之一。我们考察作为“文化”的八十年代诗歌,就是考察这种文学话语背后渗透的意识形态,破解隐藏背后的“权力”关系。“诗歌”作为“文化”的重要样式,参与了各个阶段意识形态的建构。选择“八十年代诗歌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旨在探究八十年代诗歌作为“文学场”背后所渗透的“意识形态意蕴”。
第一章论述了“朦胧诗”、“第三代诗”、“女性诗歌”、“大诗写作”这四种话语的命名及特征。在精神向度、美学特征、文化立场、诗歌观念等诸方面,“朦胧诗”、“第三代诗”有着重要的审美差异。本文把“第三代诗”分为“口语写作”与“后朦胧诗”。如果把八十年代诗歌“朦胧诗”话语看作“政治型写作”的话,那么“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则是大众化的“消费型写作”,“后朦胧诗”则是一种“思想性写作”。“女性诗歌”与“大诗写作”也是八十年代重要的诗歌思潮,也归属“第三代诗”,它们在诗歌语言、生命体验、精神气质上,也是“第三代诗”较突出的诗潮。“女性诗歌”,改变了女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缺席地位,通过一种“身份性写作”,来确立女性的文化身份。“大诗写作”,以海子的长诗写作为代表,从“后朦胧诗”的“思想性写作”走向了更综合的“普世性写作”。通过对这些诗潮的“命名”及话语特征的考察,再现了八十年代诗歌的整体面貌,通过“论”的研究,呈现“史”的意义。
第二章论述了八十年代的诗歌话语分别对应了四种“转义”,即北岛、于坚、西川、伊沙所代表的诗歌话语,经过表现式的隐喻、还原式的转喻、综合式的提喻,最后走向反讽,其背后渗透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蕴,分别是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虚无主义。八十年代的诗歌话语实践,总体而言,都是通过语言的颠覆与解构来进行的。这四位诗人则通过对“语言”的解构来实现话语的转义。通过考察发现,北岛的写作过于纠缠政治意识形态而降低了诗歌的审美,是一种政治型写作；于坚的口语写作,拒绝隐喻,关注日常生活,缺少多义性与丰富的诗意,是消费时代中的大众化消费型写作；西川传承现代诗的传统,诗歌侧重于沉思,是一种综合的思想性写作；而伊沙仍旧是“口语写作”,但是反讽构成他诗歌的主要话语,是一种否定式、批判型写作。
第三章论述了在八十年代不同时期的写作中,隐喻话语借助意象这一形式展开抒情,转喻话语通过机械还原拒绝隐喻,提喻话语通过有机综合进行沉思性写作,而反讽则是通过语境置换进行批判,它们分别对应了形式论诗学、机械论诗学、有机论诗学、语境论诗学。作为一种整体概念思维,八十年代中的诗歌话语中这四种转义依次进行转义,但是,在每一阶段话语中仍并存有其他话语,反讽话语成为八十年代诗歌话语的较高转义,且代表了八十年代诗歌话语的趋势。
第四章论述了八十年代的诗歌史重写现象,我们发现文学史的“情节编织”常常受到政治、经济、艺术三种话语的影响。八十年代诗歌,是当代诗歌史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呈现了八十年代那种特有的精神背景与文化景观。八十年代诗歌中诸多“政治性”因素,使得诗歌史料的解码与编码变得极为复杂。重写诗歌史,事实上也是一种话语实践,它不断地进行新的“情节编织”,尽可能还原诗歌的文化现场。八十年代作为“文化”的诗歌受到政治话语、消费话语、艺术话语的束缚,我们必须回到“审美自主”这一文化立场上来,对诗歌史的清理必须注意它的可信史料发掘,并且坚持审美自主的艺术高度,才能编写可信、完善的当代诗歌史。
“结语”论述了当代诗学反讽走向中心的悖论。反讽话语渐走向中心化的写作趋势,意味着虚无主义思潮普遍渗透在当下文化之中。本文试图通过较丰富且特殊的八十年代对诗歌的历史考察,来揭示八十年代文化背后意识形态所纠缠的“文化现代性”问题。
本文通过八十年代诗歌话语不同的转义研究,我们发现八十年代的诗歌研究,是文化研究。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年代,不同的思考意味着不同的文化立场。八十年代晚期反讽话语背后渗透着强烈的虚无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危机。现代性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本文分析诗歌,实析文化,最后落实到未完成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八十年代诗歌话语的考察,也为当下文化建设提供了某种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