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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各国纷纷提出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优势,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和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以要素规模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素质量和技术进步成为新的驱动力。因此,创新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引擎。然而,各国在调整产业结构以提振实体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在频繁调整现行经济政策以稳定经济运行,造成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当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形势导向下,在当前全球经济反复振荡、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2008年至2017年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为研究对象,以Baker、Bloom和Davis三位学者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文献和理论为基础,以我国现实情况为背景,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从企业异质性、企业资金情况和外部环境三个角度研究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试图找到对不同企业影响的差异性,探索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路径与方式。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激励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受融资约束小的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多的企业和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的创新活动更具激励效应。此外,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非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竞争力较弱,对创新项目的选择与推进较为被动,引发专利申请的落后;充裕的现金流与较小的融资约束降低了资金链断裂、金融摩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目前的市场机制难以促使企业自发地将资源配置在创新项目上,仍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性手段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创新产出依赖于市场化程度。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四点:(1)以往多数文献在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时,未明确具体的现实背景,因此研究结论可能因观测背景与观测期的不同而不同。本文明确了研究结论的现实背景,即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反复振荡、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使结论更具参考意义。(2)以往多数文献未明确不确定性的来源,且衡量不确定性的方式也存在不足之处。本文旨在探究频繁调整经济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将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以Baker等三位学者编制的指数来衡量我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该指数涵盖经济的各个方面,如利率、税收、货币政策、贸易等,且具有较好的连续性与时变性。(3)以往多数文献仅从研发投入的角度考察企业创新。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企业创新进行衡量:研发投入、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即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4)以往多数文献在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时,往往单方面地研究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本文则多维度、多层次地系统研究企业异质性、企业资金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因而,本文能更为全面地为政企双方推动企业创新提供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