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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的杰出代表，托妮莫里森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从1970年开始，她先后发表了十余部长篇小说，致力于为黑人弱势群体，尤其是黑人女性发出声音。她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宠儿》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饱受摧残的黑人群体，又不失辛辣地讽刺了奴隶制对黑人人性的戕害和毁灭。 她的第九部作品《慈悲》以17世纪末期为背景，描绘了北美大陆初期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下人们的抗争与屈服，无奈与隐忍。延续她以往作品的风格，《慈悲》着笔在黑人女性之殇。然而，不同于其它作品的是,《慈悲》不仅描写了奴隶制背景下黑人女性的辛酸抗争史，还记叙了父权制下白人女性的血泪史。纵观国内外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多从主题、叙事、语言风格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深化了对小说主题的理解和认识。本论文从创伤理论中默哀、重连与见证的角度研究该小说，为不同族裔走出身份困境指明了道路。 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黑人女仆弗洛伦斯和白人女主人瑞贝卡从童年到成年都经历了来自家庭和社会深深的创伤。弗洛伦斯被迫离开母亲，因为母亲想要使她摆脱奴隶制的枷锁获得新生和自由。她却不能理解，怀着对母亲的埋怨来到农场，又遭到铁匠无情的嘲弄与抛弃。面对母亲和爱人的双重抛弃，她通过三重见证，积极应对创伤。瑞贝卡的童年充斥着创伤体验,首先是来自家人的冷暴力，接着又被父母卖至北美大陆。在北美大陆，她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却发现父权制下的婚姻使她噤声，儿女和丈夫又接连死去，面对悲惨的人生，她开始接受父母的上帝，以期走出伤痛，不料却无法与父母达成谅解，无法通过默哀走出创伤。随着种族主义思想的滋生，她得不到自己和上帝的双重见证，创伤无法得到愈合。 本论文试图从创伤理论视角对《慈悲》中两位女性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悲惨命运进行对比研究，依据创伤恢复理论和见证，结合读者接受理论，分析了弗洛伦斯如何通过重连实现自我见证，以及如何通过小说作者笔下的文学见证和读者见证走出创伤。相反，瑞贝卡在男权社会的枷锁下，不能通过默哀和见证摆脱创伤的阴影。通过对比研究黑人女仆和白人女主人的创伤体验，不难发现，不仅黑人女性饱受父权制和奴隶制双重压迫，白人女性也难逃父权制思想对其精神之毒害。在父权制社会下，白人女性应联合黑人女性，共同争取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