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长城文化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以战国秦汉时期北方地区的物质遗存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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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长城地带因其宜农宜牧、时农时牧的独特生态环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历史进程和总体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择取长城地带中段即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北、晋西北的北方地区,通过综合考察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晚期以长城为标志的墓葬等物质文化遗存,比较分析长城防御体系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历程和考古学文化的流变,旨在揭示北方长城文化带农牧文化的碰撞融合及其与长城的关系,对尚有争议的长城的功用和价值做出评判。具体章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通过考察北方地区现代的自然环境和全新世以来以气候变化为主导的环境演变过程,以及考古学文化随之由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青铜时代畜牧业积累发展、早期铁器时代游牧经济形成的演变,廓清本文研究对象的环境背景和战国中期以前的文化传统。   第二章,战国中晚期,在温暖湿润的有利气候条件下,赵、秦纷纷北上开拓耕地资源,而为巩固和开发新得疆土,移民屯守,先后兴筑赵肃侯北长城、赵武灵王长城、秦昭王长城,从而将中原农耕经济和文化推进到北方地区,传播到北方部族遗存中,甚至改变了其游牧化的发展趋势转而逐渐与华夏族融合,而赵、秦墓葬中也染有殉牲、双耳罐等诸多游牧文化的因素。   第三章,秦代至西汉早期,兼并关东六国后的秦始皇挥师北伐匈奴,一度将长城向北推进到阴山北麓并成东西万里之宏伟规模;然秦帝国土崩瓦解后,空前强大的匈奴再度越阴山而南下侵扰,迫使西汉朝廷奉行纳贡互市的和亲政策,失去对北方地区的有效管辖。因之,秦文化得以强势传播到北方地区,直到汉武帝初年而未改,已形成的汉文化仅在更临近都城的甘泉和忻州有个别体现,同时游牧文化的因素也趋于少见。   第四章,西汉中晚期,在气候温湿和国家富强的历史机遇下,汉朝经数十年征战和大规模移民实边、修筑长城,将首重长城推进到漠北高原上,迫使匈奴退却、衰微,最终呼韩耶内附称臣,形成汉匈六十余年和平交往的局面。长城的结构、体系和防御功能因匈奴的强大和汉匈的长期对抗而空前完善,汉文化在北方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同时游牧文化因素在汉墓中有了更多层面的表现,而长城地带属国内的匈奴部众也渐趋抛弃自身传统而融入汉文化之中。   第五章,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由于王莽播乱北疆和公元前后气候冷干化的环境压力,匈奴再度坐大侵扰,北边一时虚空,原有长城沦入匈奴而失去边防作用,东汉朝廷被迫撤销边郡、内迁边民,利用雁门山等天险修筑内线长城。汉墓的分布范围急剧内缩、数量减少,文化面貌基本沿袭西汉晚期汉墓;而匈奴的墓葬也有所发现,除沿袭典型殉牲外已基本汉化。   第六章,东汉前、后期,气候进一步冷干化,南匈奴内附,东汉朝廷回迁边民,北方地区残破局面得以改观,尤其经大规模征伐北匈奴退出漠北、西迁后,更转入汉匈交错杂居、稳定发展时期:东汉未再沿用原有长城防御体系,也未再大规模移民实边,至公元140年南匈奴叛乱,东汉内迁边民,南匈奴随之进一步南下。因此,汉墓主要局限于偏南的晋北、陕北,分布格局与西汉中晚期截然相反,在墓葬形制、葬式、随葬器物组合等与洛阳汉墓趋同的同时,游牧文化因素颇为流行;而匈奴的墓葬数量较多,南下扩张到陕北、晋北腹地,其中大部分已与汉墓混同而难以区分,匈奴部众已基本丧失自身民族意识而日益汉化。   总之,从长时段的、动态的角度考察北方地区的长城防御体系和考古学文化的流变,可以发现,以气候变化为主导的生态环境演变,从长远上制约着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及其由农而牧、由牧而农或农牧交错的演变;作为中原农耕民族北上拓土和防御游牧民族的前沿,长城的兴废与中原农耕文化传播的力度呈密切的正相关,长城的修筑和稳定驻守意味着农耕文化的强势传播;长城更意味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汇聚、交流和融合,长城修筑和稳定驻守之时即是农牧文化互相传播和走向融合之时;北方长城地带是中原农耕文化的边缘区,往往滞后于中原腹地的发展而保留较多中原已抛弃的传统因素,而且混杂游牧狩猎文化的因素,成为不同于中心区的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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