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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公共领域的扩大，公共文明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市民的公共文明的参与状况不仅关乎市民的个人素养，同时也是社会整体形象及市民生存环境的一项重要指标，并且，提升社会整体文明形象，创建良好的生存环境，不仅有赖于政府的动员与管理，更需要市民的参与与配合。然而当前人们的公共文明参与却不尽如人意，政府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干预，试图提高市民的公共文明的参与程度，但效果甚微。是什么导致人们公共参与冷漠？为什么政府试图提高人们公共参与程度的干预收效不理想？影响公共参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这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以往学者们对公共参与的解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行为者与社会文化割裂开来的缺陷。要么偏重社会，要么偏重个人，忽视了将行为者与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因而大大降低了公共参与的解释力。本文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市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克服了结构与能动、系统与行动者、集合体与个人之间进行二者择一的局限性，更好地发掘影响公共参与的深层因素，从而为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基础，进而通过为社会管理提供有意义的政策性建议，提升公共参与，推动社会管理向善治转型。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准备，由导论和分析框架两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关于公共参与的文献综述，包括公共参与的概念及内涵，公共参与现状，研究公共参与的理论范式以及影响公共参与的现实因素，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研究设计等。研究设计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方法的选取，研究主体的确定、问卷设计的思路及演变、调查实施过程及有效样本的情况及样本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框架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工具场域——惯习理论。 第二部分通过对家庭场域、社区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公共参与的分析，分析了不同公共参与场域中的公共参与状况。指出，由于场域中不同社会资本的影响，人们在不同公共参与场域中的参与取向不同: 家庭场域是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场域，人们在家庭场域中是责任取向的参与。人们对于家庭场域的公共事务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并且这种责任意识显示出一定的自主性;当个人利益和家庭整体利益具有一致性时，人们的责任意识更强;父母教育是影响人们家庭场域责任意识的重要因素。 社区场域是家庭场域与社会场域之间的过渡场域，人们在社区场域的参与行为具有过渡性，人们在社区场域中是身份取向的参与。社区场域参与的身份取向表现为性别身份、熟人身份和权威身份的影响。社区场域公共参与的过渡性特征是因为亲疏身份影响，自觉性参与高于干预性参与是因为等级身份影响。 社会场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场域，人们在社会场域中是道德取向的参与。这种道德取向是自律性道德参与，是特殊信任的道德参与。家庭教育是影响人们在社会场域公共参与的重要因素。 第三部分通过对家庭场域、社区场域、社会场域公共参与状况的相关性分析，指出家庭场域、社区场域、社会场域的公共参与既有差异性又有趋同性。 差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人们在家庭场域参与程度最高，社区场域其次，社会再次，也即人们在公共场域的参与是以家庭场域为中心，半径越长，参与程度越低;第二，人们在三大场域的参与取向有所差别，家庭场域是责任取向;社区场域是身份取向;社会场域是道德取向;家庭、社区、社会取向的变化，呈现出责任逐渐减弱，自由度逐渐增强的趋势。 趋同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个体参与具有延伸性，即人们在家庭场域参与程度高，在社区场域参与程度也高、在社会场域参与程度也高，这种趋势在每个参与项目中都表现出来;第二是参与逻辑的趋同性。人们在三大空间之间的参与在具体项目排序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公共卫生参与最高，公共合作参与最低，参与均值的排序都是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公共讨论、公共合作。第三是影响个体参与因素的趋同性，即在四个项目的公共参与中，影响三大场域的公共参与的因素是趋于一致的，虽然不同项目的影响因素在每个场域均值有差别，但每个项目的高低排序在三大场域中是一致的，即人们认为在家庭场域参与重要的项目，在社区场域重要，在社会场域也重要。 本文认为，人们在三大场域参与的差异性是主要是由责任资本导致的，并指出，家庭责任是家庭场域参与的重要资本，身份是社区场域参与的重要资本;道德是社会场域参与的重要资本。人们在三大场域参与的趋同性主要是主要是由责任惯习导致的，这种责任惯习在公共卫生参与场域主要表现为领域意识、在公共秩序参与场域主要表现为和谐意识、在公共讨论参与场域主要表现为权威意识;在公共合作参与场域主要表现为利他意识。 第四部分分析了家文化与公共参与场域的关系，指出，影响公共参与场域的深层因素是家文化，家文化不仅影响公共参与场域的结构，同时影响个体公共参与惯习。现代家文化正朝着有利于公共参与的方向转向。因此，要在现代家文化视角下建构公共参与场域，必须增加社区公民参与网络，提升社区参与精神，并推进家文化转向，改善公共参与惯习。 本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反思重塑家文化，弘扬其利于参与的积极因素。 第二、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推动家庭道德的社会化。 第三、社区文化建设是推进公共参与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