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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如何有效解决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使二者的利益目标趋于一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设计了许多办法，包括现金薪酬、绩效奖金、股权激励和高管持股等等。其中，股权激励通过赋予管理层股权的形式，使他们能够在同时具备经营者和所有者两个角色的情况下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日常管理，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为公司提供长期服务。股权激励的对象包括各个级别的管理人员、董事和监事，由于高管人员掌管公司最重要的经营决策，他们的行为对于企业经营绩效有更直接的影响，因而对高管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企业价值。股权激励是高管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最主要的来源，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高管持股的激励效应。2006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得到大范围应用，并且企业年报相关信息的披露更加规范，使得我国高管持股比例有一定幅度的提升。结合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制度背景、企业特征、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我国高管持股的作用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2006年-2009年间高管持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就我国高管持股制度是否具有激励效应，以及这一激励效应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 首先，本文基于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高管持股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建立这一激励制度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笔者进而对研究高管持股比例和企业价值相关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发现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相当丰富，但由于研究的样本公司具有不同的特征，并受到样本选取时间、市场环境等影响，至今没有形成较为权威和一致的结论。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认为二者具有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居多。笔者同时回顾了研究高管持股激励效应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不够丰富，并且缺乏对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深入论证。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高管持股激励效应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论证，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 其次，笔者分析了高管持股制度如何在企业管理实务中激励高管人员，从而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即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笔者又分别对内部人控制、代理问题和融资市场控制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对内部人控制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内部人控制问题越严重，高管持股的激励效应越大。同时分析指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更加严重，从而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激励效应显著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过对代理问题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高管持股的激励效应越大。同时分析指出，代理成本越高，反映出企业的代理问题越严重，从而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随着代理成本的提高，高管持股的激励效应将会增大。通过融资市场控制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融资市场控制力越强，高管持股的激励效应越小。同时分析指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市场控制力越强，从而提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高管持股的激励效应将会减小。 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水平普遍偏低，但近四年保持了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办法》施行后的第二年，由于大量高管人员行权，高管持股比例增幅超过100％。在实证分析阶段，本文为研究我国高管持股是否具有激励效应，以托宾Q值表示企业价值，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得出结论，即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高管持股制度具有激励效应。同时，为研究高管持股激励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将控制权性质、代理成本和企业规模作为交互变量，通过三个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了这些变量的调节效应。经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控制权性质，表现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更大;第二，企业代理成本，表现为代理成本越高，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越大;第三，企业规模，表现为企业规模越大，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越小。因此得出结论，控制权性质、代理成本和企业规模成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激励效应的重要因素。 最后，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针对高管持股激励制度在我国的应用和公司治理的加强，为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集中于模型的设计，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处于弱势有效阶段，导致以股价为基础计算得出的托宾Q值不能精确衡量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