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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学”、“帖学”概念的提出,“碑学”、“帖学”书法史叙述理路的形成,都是特定社会环境中书法创作和学术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渗透了特定历史时期士人对书法史发展和书法创作的认识。由于清代前中叶朝廷对思想和政治秩序的重新整合,“馆阁书”对书法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代前中叶的书法创作也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正体化倾向,这种倾向在字体层面表现为楷书和篆、隶等正体文字书法的兴盛；在文字构形上,表现为与朝廷规定的标准字书的一致,绝少异体、别体；在书写风格上,表现为点画起、收形态的完整,单字体势的完美和端庄,字与字之间较少意态的呼应,章法排布的大小匀称甚至界格整齐等。在清代中叶汉学思潮笼罩的学术氛围中,阮元等士人对汉魏以来书法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曲折地反映了推崇正体化书写为主要内容的书学思想。尽管与晚清时期的书论有明显的不同,但它在对书法史发展的梳理中首次将北碑纳入书法取法的系统序列,其写作思路和书学观念也对晚清书论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伴随着晚清尚“形”观念的形成、创作主体对既有范本继续开掘能力的丧失,士人对正体化书写倾向进行了有限反拨。相对保持单个书写单位独立、封闭和完整性却又比较能够表现艺术情趣的书迹逐渐进入士人的审美视野,由于一部分书写不规整、有意趣的北朝碑版大规模地为士人所取法,为书法创作者和研究者所注意。康有为的书论反映了以对正体化创作进行有限反拨为主要内容的书学思想,其中,“古学”所衍生出的“帖学”在晚清表现为“衰时馆阁书”,而“今学”所衍生出的“碑学”则是对“衰时馆阁书”的反拨,因而,大致符合了当时以及后来士人的审美取向,逐渐成为书法史发展的一种叙述理路。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由于“馆阁书”书写环境的消失,书家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各种书法风格之间的区别,对“碑学”、“帖学”的概念以及“碑学”、“帖学”的叙述理路提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