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启蒙的价值理想是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虽然中国与西方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但它们都共同致力于把人从“蒙昧”、“迷信”、“盲从”等“幼稚状态”中解放出来,彰显人的主体性。主体性的彰显则需要仰仗于理性的自由运用,理性与自由是主体性的基本规定性。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人之为人的尊严、主体性、理性与自由是相互支撑的。主体的自由是检视个人或社会启蒙程度的指标,而自由又是由理性所激发的,理性的运用是启蒙的前提,主体的自由则是启蒙的后果。
启蒙的话语与现代化(现代性)的话语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的过程也即是启蒙的过程。启蒙问题是贯穿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条主线。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晚清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达到民族救亡的任务,就必须唤醒民众,祛除蒙昧,实现人性启蒙,树立人的自主形象。不论是为了启蒙还是实现救亡,它们的落脚点都是“兴学校”以“育人才”,以“新国民”。教育现代化早期是着眼于技艺器物层面,培养救亡所需“材”,以应救亡之需；后期则着眼于思想层面,唤醒民众,以期启蒙立“人”,而后自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启蒙是在救亡的促动下凸现出来的,但救亡的意图往往压倒着启蒙的诉求。
自由不仅是人类的本性,还是启蒙的基本价值诉求。启蒙倡导一种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主义,坚信个人具有自我治理、自我主宰的能力,推崇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经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孕育,五四知识分子更是把以个人为内核的自由主义推向了顶峰。在教育中,自由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教育取向上的个人主义,凸显个人尊严与价值,把个性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教育治理上的自治主义,强调教师自治,不受外在政治的压力,以保学术自由；教育方法的个性自由,以尚个性、展自由取代灌输、强制。
令人遗憾的是,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仅仅漂浮在空中,而未能影响到普通大众的教育观念,也未在实践领域开花结果。自由主义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缺乏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社会处于一种混乱之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尚不健全,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还普遍存在。建国以后,教育一直处于“混乱——恢复——调整”的情形之中,“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更是把人们的“非理性”、“反理性”的情绪充分发挥到了极致,导致了一场泯灭人性的教育灾难。理性的缺失将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判断。虽然理性在西方社会已经显现出危机,但在中国教育语境中,启蒙理性仍未过时。
在中国语境中,前现代性话语、现代性话语与后现代性话语共同交织于现实教育中。一方面,启蒙的现代性方案尚未展开,启蒙立人的理想还未实现,传统依附性教育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现代性方案已经出现了困境,现代主体性教育出现了危机。因此,中国现实教育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借助现代性走出前现代性,又要借助后现代性来避免现代性危机。中国教育还需要继续高举“人的解放”启蒙大旗,在批判与反思、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走向未来,培养理性而自由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