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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被誉为中华文明的“头颅”。作为先秦时期的民意采集制度,“采风”的目的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采风”制度有包含两种次级制度,即采“风”之制和献“风”之制,前者是统治者派遣专职“采风”人员到民间采集民意,后者是贵族直接向统治者进谏民意。所采之“风”的本质是民意,但其具体形式确包罗万象:诗、谣、谚、歌戏、代语、艺事等。先秦严格的礼仪制度使得“诗歌”成为风的主要形式。“风”的主要形式的语言的委婉性和语义的真挚性使得“采风”制度取得了空前的政治适应性,由此文人与统治者也达成谅解。作为中国古代官方圣典的《诗经》就是“采风”制度的一项意外结晶。“采风”制度为先秦统治者遴选了民意,客观上也给予民众了言论表达的自由。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涉及到先秦“采风”制度,但其视角主要集中于文学、音乐学、民俗学等领域。本研究以社会治理为切入点,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探究“采风”制度。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都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那么,“采风”制度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历史境域中呢?本研究认为,社会境遇、政治特点、文化特点等是“采风”形成的重要原因。等级社会之下的官民分立,多元政治中心治理力量的博弈使得民意成为统治者必须要重视主要政治资源。诗、乐、舞等知识的传播为“采风”制度提供了智力基础和文化支撑。以统治者视角侧重的“风”的形式为标准,“采风”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偏重乐音的采乐阶段和偏重文本的采诗阶段。从根本上讲,从采乐到采诗反映了民意作为一种独立意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采风”制度使得民意经统治者而转化为国家政策,并具有浓厚原始民主意蕴,其制度细节也蕴含有社会调控功能,这些都是采风的历史价值。在重新发现中国的今天,复制“采风”制度既无可能也不必要,但其所体现的方法精神却能给现代带来深刻启示。“采风”精神的当代价值有:尊重民意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吸纳民意是社会治理逻辑的必然。“采风”的制度所体现的方法给予当代中国采纳民意以指引:构建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环境,以制度化为特征的民意采集渠道,以多元参与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些都将促进当前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