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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作家在作品中利用中国文化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各自的立场和目的不同，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态度也有所差别。就华裔作家赵健秀而言，他对中国文化先舍弃后利用的转变值得深思。以往的研究或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性别冲突，或从中国文化对于构建华裔美国文化的意义，或从抵抗白人种族主义等角度阐释赵健秀的这一转变，很少从族裔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本文从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好战分子表现出来的好战精神对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构建华裔男性气质的影响入手，重新评论赵健秀在后期的小说中利用中国文化的动机。本文认为赵健秀从舍弃转为利用中国文化是为了从中国文化中寻找能够承载黑人好战精神的英雄人物来构建好战的华裔男性气质。 赵健秀的早期戏剧《鸡笼中国佬》和《龙年》贯穿着他对建立理想华裔男性气质的诉求。《鸡笼中国佬》和《龙年》中的华裔男性大多缺少应有的男性气质。在重建华裔男性气质的过程中，赵健秀起初并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作用。由于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歧视和中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以前侨民政策对华裔的漠视（即王灵智所称的“双重宰制”），他切断了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这种对中国文化“斩草除根”的心态体现在《鸡笼中国佬》和《龙年》中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对移民父亲的否认和对初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敌意态度两个方面。 排斥中国文化的同时，赵健秀认同黑人好战分子身上的好战精神，并试图在华裔男性身上重建好战的男性气质，表现在《鸡笼中国佬》中亚裔对黑人英雄和黑人父亲的渴求以及对黑人的模仿。然而，由于黑人英雄的虚假性和黑人父亲对华裔的排斥，赵健秀的这种努力最终失败。 通过模仿黑人来构建好战的华裔男性气质行不通后，赵健秀转向中国文化，并在中国文化中寻找能够承载黑人好战精神的英雄人物。在后期的小说《唐老亚》和《甘加丁之路》中，赵健秀利用中国文化中善战的英雄人物关羽、李逵等来承载黑人好战精神，通过影射关羽、重建父亲形象等方式，在华裔移民和华裔青年身上重建了好战的男性气质。 然而，在黑人好战精神基础上构建的好战华裔男性气质并非无可诟病。这种好战的男性气质只是简单地用暴力代替了男性的阳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华裔男性女性化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作为黑人好战精神的文化载体，赵健秀笔下的中国文化体现的不再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而是黑人的好战精神。这与赵健秀运用中国文化的方式有关。从好战精神出发，借着中国文化的外壳，赵健秀在中国英雄人物身上注入黑人好战的血液，夸大了中国文化中英雄人物好战的一面，用好战精神完全取代了这些人物的其它质量。所以，赵健秀笔下的关公、李逵体现的不再是中国文化中的忠义，而是黑人的好战精神。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赵健秀在后期的作品中之所以利用中国文化，是出于从中国文化中寻找符合黑人好战精神的英雄人物的需要。模仿黑人失败后，赵健秀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黑人好战精神的载体，在华裔男性身上重建了好战的男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