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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性损失，农地城市流转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两者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农地城市流转能增加非农建设用地的投入量，在经济增长仍处于要素投入阶段的我国，确实能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农地城市流转也会造成农用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损失，从而危及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定，并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在经济增长和农用地保护这一“两难境地”下作出正确的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两者的相关关系同时还具有较为明显的尺度效应，一方面，虽然各地的经济增长都表现出了与农地城市流转的明显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的强弱却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另一方面，在不同规模尺度下对两者关系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别，某一空间尺度下所揭示出的两者相互作用关系放在更大或更小尺度下则并不适用。为更全面地揭示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以协调经济增长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为目的的公共政策调整提供依据，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和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基于脉冲响应分析、多层次建模技术和C-D生产函数模型，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尺度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 (1)农地城市流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研究首先对农地城市流转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过程进行了一个理论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使用效率的提升，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经济增长必然会引发对其需求量的增加，且引致的土地需求主要表现为非农业用地需求，从而引发农地城市流转;反过来，农地城市流转会通过刺激资本投入要素的增加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其所刺激的资本投入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对武汉城市圈两者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与经济增长间既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波动关系，短期波动服从于长期均衡;农地城市流转对经济增长冲击的响应要远大于经济增长对农地城市流转冲击的响应，说明农地城市流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限的，城市圈整体可能已存在过度农地城市流转的风险。 (2)经济增长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力及其尺度效应。首先，从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理论框架;其次，对农地城市流转各社会经济影响因子的空间尺度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分层线性模型技术构建了多层次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理论模型;最后，采用HLM统计软件，基于多层次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理论模型对武汉城市圈市、县二维空间尺度下经济增长对县域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作用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圈县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差异有60.53％表现为市内差异，39.47％表现为市间差异;县域和市域尺度下的经济增长对于其县域农地城市流转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除直接作用于县域经济增长外，市域尺度经济增长还会通过强化县域尺度经济增长对农地城市流转的正向驱动力间接作用于县域经济增长。 (3)农地城市流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尺度效应。首先，对农地城市流转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空间配置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区域农地城市流转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均衡条件为区域内所有地区的农用地和城市用地边际收益相等;其次，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解的方法对农地城市流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差异水平进行了初步判断;最后，将分层线性建模技术与C-D生产函数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包括多个空间尺度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对城市圈县域尺度农地城市流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市域尺度因素对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市内差异，市间差异占比较小但却呈持续增加态势，说明城市圈年度农地城市流转指标的空间配置上主要表现为县域尺度下的“不合理”，但市域尺度下的“不合理”度有增加的风险，也应引起重视;城市圈经济增长的空间尺度差异有63.20％属于县际差异，36.80％属于市际差异，市域因素对辖区内的县域经济增长作用不容忽视;农地城市流转对城市圈经济增长贡献的县域平均值为-1.36％，已存在“过度”农地城市流转的现象，未来经济的发展应更注重现有城市建设用地的内部挖潜;市域尺度的经济增长有助于提升其辖区内各县（市、区）农地城市流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市域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反而对其辖区内各县（市、区）农地城市流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