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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是民众自发组织的地方武装力量，往往在地方社会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国家却无力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情形之下出现。一般由地方精英倡导并担任领袖、民众担任团丁，以守望相助、护卫闾里为目标，以保障地方安定为宗旨。 清代嘉庆年间，川楚教乱致使团练雏形初现。咸同时期，在清廷的大力推动下，团练体制逐步健全并日趋完善。光宣时期，团练既是民教冲突中的中坚力量，亦是安定地方的基石，甚至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团练体制在这一时期逐步成熟，为民国时期四川团练的再度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2至1936年，四川团练的变迁大致可分为整理统一、与地方实力派相结合、接受整编三个时期。民初以来，面对社会动荡，四川团练在省府的规范下，逐步发展完善，并试图形成独立的体系。但由于四川的分裂与混乱，地方实力派逐步掌控了团练，与其相结合并共同控制四川基层社会。1935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介入，四川团练被逐步整编为保安团队。 四川团练建立了完备的培训体系，不仅提高了团练实力，也是团练与地方实力派相博弈并互相利用的重要方式，更是四川团练区别于他省团练的重要特点。四川团练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培训管理机构，而且创设健全的培训机构，此外还设有督察处、团务研究所等机构以推动团练培训的进行。通过团练培训体系，地方实力派逐步掌控了团练，不仅消除了团练与之抗衡的潜在威胁，还利用团练统治地方，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同时，也壮大了自身实力。此外，团练培训还推动了民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普及，为民众素质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政治意识在基层社会的启蒙。 四川团练的经费、人员，以及枪弹的管理，既是团练日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团练变革的重要环节，更是团练与地方实力派相博弈的关键。四川团练独特的经费、人员，以及枪弹的管理是四川团练的重要特点之一。经费是贯穿团练发展始终的重要议题，也是制约团练发展的关键，更是团练与地方实力派争夺的焦点。团练人员是团练的组成基础，对其进行良好管理是团练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对团练人员的选用与保障关乎团练的稳定与发展，不容小视。团练人员的选任方式与标准，以及职务保障方式的变革，不仅反映了四川团练自身发展方向与政策导向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更凸显了国家和社会对团练态度的变迁，从而揭示出历史表象背后所蕴含的国家与社会互动与博弈的历史意蕴。此外，枪弹不仅是团练实现保境安民，甚至是自我保护的重要工具，亦是不肖团练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基础，此外还是盗匪和滥军所垂涎的目标。因此，借助四川团练枪弹管理的梳理，还原出地方社会多方互动博弈的历史本原。 在地方社会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因传统“亲邻闾里，同患相恤”观念的影响，团练能够迅速归聚并整合地方社会的各种力量，并将其影响力扩展至地方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团练影响力的剧增和地方权威的衰弱，团练的职权也逐渐扩展，事实上担当了地方安全稳定的捍卫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团练是维护地方安定的核心力量，但对流窜之盗匪，也难以尽剿，因此各县团练进行联合，以便形成合力，既能威慑滥军盗匪，也能合力进剿流窜盗匪、维护地方的稳定。联团之间也存在为一己之私利而消极避战，甚至通匪出卖邻团、坐地分肥之情形。团练与军方之间既能相互配合共同进剿地方盗匪、安定地方，也常因军队横征暴敛、估提团枪等损害地方利益而发生冲突，甚至是联团与军队的大规模冲突。四川发达的哥老会组织，为土匪、团练和军队之间互通创造了条件，致使团练御匪成效深受影响，致使四川形成了兵多匪多团练多的情形，民众深受其害。 总体而言，团练以防匪御盗、抑强扶弱、维持地方治安为主旨，防御性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但随着四川地方实力派的逐渐强大，四川团练逐渐淡化了自主特性，最终被地方实力派所掌控，成为其征收赋税、控制地方的工具。无论如何，团练是地方基层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地方社会的变迁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