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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作为社会一流知识分子的报人，由于国家政治、军事危机及其群体所具有的特有征貌，试图通过报刊来想象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形象。他们在报刊上号召、引导民众塑造认同感，并逐渐使国家走向带有浓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建国以后，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功能单一化，成为最高权力阶层进行革命史影像化的工具。电影在进行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同时，塑造了权威的神话。电视在恢复大众传媒的经济功能后，积极参与到社会转型的建构之中，成为启蒙大众的巨人。数字化媒介赋予中国大众平权的质素，并为中国现代性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本文的基本命题是：西方现代性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传播者和接受者特有的、浓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发生了偏向。从这种偏向中寻找阙失并重新建构真正符合人类“现代”的一面，将是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矫正，对多元现代性的丰富，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合理路向可能性。
全文主要运用广泛意义的传播人种学方法论，将对特定人群的分析纳入到整个传媒文化研究当中。从而，把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作为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契合点。
文章以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为起点，以时间为顺序，大致选取了四个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选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大众媒介：报刊—电影—电视—数字媒介(包括多种媒介)。这样，就可以从传播方向、受众参与程度、对传统的破坏程度、对现代性质素的影响等多方面，建构一个“现代化”的进程。选取媒介中人的因素，则能够解开困扰大众传媒问题的症结，并彰显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