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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作为公共关系与外交的融合，既具有一般公共关系的基本特征，即以协调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为基本职能;又分享了与外交一致的背景或环境，即因主体与客体分别身处于不同的文化之中，要受到异质文化背景的影响。“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其政权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能否获得本国公众的支持与拥护，而且取决于能否赢得本国以外的国际公众的认可与理解。因此，一国开展对外关系并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时，不得不将国际公众因素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中。 本文以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为研究对象，首先重点讨论了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介入外交的原因和方式;然后论证了中国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开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旨在推进中国外交发展、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方面的可行性手段和措施;最后说明: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是外交不可或缺的手段，利用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手段应该成为中国外交新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论文的序言中，笔者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的概念作了递进式推演:由“公共关系”导出“国际公共关系”，并最终界定了“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然后，对本文所使用的“外交”概念进行了表述，并且将它与“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作以比较。最后，提出了选题的四点理论与现实依据，并阐发了课题的研究意义。 正文的第一章从两个角度分析了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介入外交领域的原因。首先，笔者认为: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大众政治的兴起，使得公众作为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制定、实施和对外行为展开的压力性力量成为可能，并为其提供了相应的保障。这必然导致一国政府在开展对外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时所关注的对象、进行互动的客体从主权国家的官方代表扩大到对象国（国际）公众。其次，笔者从考察近代外交向现代外交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入手，指出成熟国际公众的增长催生了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的发展，对国际公众力量的关注必然将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手段引入外交。在此基础上，笔者论述了一国公众影响本国外交政策与行为的方式。笔者认为，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发生的轨迹是主体国政府对对象国公众进行引导与影响，继而通过对象国公众施压于对象国政府，最终推动官方外交关系的发展。 正文的第二章论述的是政府性公共关系介入外交所面对的问题，即文化的异质问题。国家之间由于观念上的差异与冲突会导致彼此在进行相互认知、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上的误解与偏差。一国公众是该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能最大程度的体现者该国文化的特性。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的客体就是承载不同民族文化且最具“草根性”的各国公众。因此，笔者认为: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介入外交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就是解决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主客体之间彼此的误读与不解;开展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首先应该致力于改变客体的认知，积极有效地推动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继而塑造或者重建主体的形象。笔者还认为，在解决异质文化共处问题时应当遵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交流中的矛盾与冲突，保持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的共存共荣，促进相互间的融通与交流。 在正文的第三章，笔者首先引入了公共关系的认知管理理念，介绍了认知管理的基本步骤;继而重点分析了中国开展政府性公共关系所处的现时背景及其面临的特殊困境;最后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构成以及载体输出进行了分析，并针对问题所在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 论文的主要结论:一是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不仅有必要、有可能介入外交，而且在实际上已经介入外交;二是政府性国际公共关系作为外交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应该成为中国外交新思维和新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