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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起点，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终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果单向度的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衡量这场“文化革命”的意义和影响，那么对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的上演暴力革命、维新改良、实验性改革的中国近现代史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为中国的现代化的革命历史进程添加了一个微小的注脚和符号，但如果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维度来探究这场以“文化革命”为口号，全民族集体参与、建构的“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其影响和意义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进程中无法规避的存在。文革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而且在整个世界史上都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精神证词，十年荒谬悲壮的文化实验与黑暗丑陋的人性颠覆，成为中国以及世界思想史上一个怪异而复杂的时间段落和空间场域，其面目“模糊”而狰狞的精神遗产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悲凉压抑的精神内蕴，持续不断的震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
在1978——1984年期间，以讲述文革故事为主要内容和话语资源，以及作为历史背景的文学创作，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进行了集体命名和历史合法性的认同。虽然“伤痕”、“反思”小说在作家主体创作的精神指向，小说的讲述方式，小说的审美风格上存在着差异：一部分小说被作为文革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表意”，一部分小说试图重述文革客观性、总体性的历史构架，一部分小说试图勾画文革时期复杂的精神地图，一部分小说则是单纯的对文革进行激进的政治控诉和表象化的审美宣泄。但在新时期初期以“伤痕”、“反思”命名的这些以小说形式讲述文革历史的“文革故事”，虽然已经成为人们记忆中的被遗忘的“一段激情岁月”，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却不断的被当代作家反复的讲述和重构，被研究者不断的阐释和重释，“所谓文革，首先是一个“故事”，一个由不同人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内容情节大致相同格式细节却千变万化而且可以引出种种不同诊释的‘故事’”。
伴随着文革社会政治运动的结束和破产，1980年代的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抉择和转折的十字路口，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却将在中国当代政治、思想、文化版图上始终处于压抑、拒斥、否定状态的启蒙话语确定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将因文革运动而在历史上失踪的“五四”启蒙思想重新接续。新时期文学正是在“新启蒙”的“新”的历史语境中建构自己的话语空间，并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拉开了自己文学叙述的厚重帷幕。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在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实践结构中的否定性的重新安置和异质性的地位，使对文革的反思和清理成为新时期文学新的逻辑起点，以现代理性精神为准则，以民主、科学、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想成为新时期文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在此背景下，新时期文学通过对文革浩劫的“自省和批判”形成当代文学史上新一轮的“文化革命”，与意识形态所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形成精神的同构和实践的同一，并以思想启蒙的样态完成一次成功的话语实践。
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以1989年为时间的坐标，时代的思想氛围和精神走向发生了实质性的变换，质疑和反思的潮流成为一种普泛化的趋向，人们纷纷从国家和社会的遮蔽中走出来，努力发出属于自己的个体声音，这是一个充满个人精神气质的时代，许多作家退回到个人的叙事立场，自觉抵制外界所强加给他的某种暗示，作家将自己对生活的个人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审美形态表达出来，都具有了个人立场的特征。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作家对文革历史的认知和体验也随之转向个体话语的范畴之内，尤其是在先锋作家和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体的“文革叙事”中有着显著的表征。
在新时期初期的“文革叙事”中，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对文革的定性，使文革的历史真相拘囿在有限的范畴和框架之内，而文革运动中的权力斗争的本质也在这种讲述中被遮掩起来。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思想界的逐渐分化，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训力逐渐的衰败和退位，在“告别革命”的呼吁和诉求中，人们对新时期初期的“文革叙事”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文革作为中共党内权利争斗而产生的怪胎再一次的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同样，在文学领域也相应的出现了一批作品，对文革运动中的权利斗争进行了全景式的讲述：从历史中的“宏大政治”的权利运作，到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的权利摄取；从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权利谋略，到普通小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从主流社会的权利更迭，到民间社会的权利变迁；从政治心理，到人性欲望……。以此来揭开文革极权统治的真实内蕴。
世纪之交涌现出来的以“性话语”为叙事核心的“文革小说”却真正抓住了“性”在革命过程的作用，充分发挥了“性话语”的批判功能，以此来实现对革命话语的放逐和突围，并且以“快感盈余、理性丰足”对革命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状态进行了扭转和颠覆，也就是陈晓明所言：“把历史强性拉进一个（性）狂欢的场所”。在对文革性话语的“集体记忆”中阎连科和王小波的文学书写具有典范性的意义，二者在“性话语”的荒诞和戏谑两个维度上爆发出一种“否定量”和“代表着虚无的某物”。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革叙事”经过几代作家的不断建构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丰厚的文学谱系和丰富的样态，但能够长久的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并对人们的思想形成持续的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仍然是那些挣脱了意识形态的规范，超越了仅仅局限在对文革政治话语的表层批判，而渗入到个体的灵魂肌理，对“文革岁月”中个体的存在状态和精神空间进行质疑和诘问，以此来激活个体对自我在文革运动中的“历史功效”的反省和拷问的作品。新世纪以来涌现出来了几部“文革小说”正是在此维度和意义上对当代“文革叙事”进行了拓展和延伸，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面相和本质的提升：一种对个体“原罪”的反省和忏悔的精神气质在作品中凝结为叙事的核心，并扩散为一种普泛化的现象。这些小说不再是对文革历史进行简单、粗暴的批判和以游戏的心态和戏谑化的姿态对文革运动进行反讽、愚弄，而是在穿越了文革运动纷繁狂乱的历史表象，对个体灵魂深处的“隐私”进行展露和透析，从“形而下”层面转向了“形而上”层面，在个体灵魂的隐秘性裂隙中窥视个体精神的异化和蜕变，历史与现实、反思与忏悔、原罪与救赎、伦理与人性等内容在小说中不断的复现，并上升为根本性的历史命题，从而为当代“文革叙事”开拓出全新的审美空间和精神视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