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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就本文的选题意义和论述原则进行简单的描述。我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特质，都与史学乃至经学有密切的联系。《左传》和《史记》的时间跨度刚好是先秦与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古代文学从奠基走向独立。基于这样的文学史认知，本文试图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叙事文学从史学和经学层面挣扎而出的过程，进而分析两书中的写人观念和方式的异同。论述原则包括综合性原则、历史性原则和互文性原则。
第二部分为历史层面的人物关系分析，分为三节，对比《左传》《史记》两书中的人物处在种种关系中的不同表现。
第一节论天人关系，主要观点为《左传》一书持道德天命观，书中的人物相信通过个人的道德努力可以达到对天命的认知和对命运的把握，而这种努力就要从遵守德礼规范等政治宗法伦理开始。《史记》一书则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了“命运”的两个命题，一个是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的支配，一个是通过个人的坚持隐忍而达到对命运的把握。这里褪尽了道德色彩而充盈着生命的力度。
第二节分析人与人的关系，从君国层面之君臣关系、家族层面之亲情关系、私人层面之爱情友情关系和社会层面之人际关系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三节为人与自我的关系即人的自我实现问题，分为三点，分别是何谓善与何谓恶、如何生与如何死以及人生“三不朽"之士君子人格与“隐忍就功名”之大丈夫人格。
第三部分为修辞层面的人物形象研究，分三节从作者、文本和读者等方面进行循环式的分析，把“修辞”看作是作者处理人物的种种文本关系的手段。
第一节论写人与记言、记事之关系的处理，主要观点为《左传》中的记言倾向于对道德礼义等伦理原则的阐发，而不是为了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塑造人物形象，《史记》中的记言在保持这一传统的同时，开始向内转，转向表现人物的思想、个性、形象等。《左传》的记事以时间为序，错出杂陈，倾向于显示道德礼义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意义；《史记》的记事则是围绕人物的生平为线索展开，倾向于展示人物的一生命运遭际。《史记》基于表现人物的需要，往往有笔补造化之处，吸收并加工一些传闻逸事，从而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生动成功。
第二节分析写人与文本结构的关系。一论写人与整体结构的关系：《左传》在总体结构上是编年体，人物在此中没有特别的意义；《史记》的整体结构与写人的关系更为紧密，体现了尊尊、亲亲、贤贤的社会政治理想。二论写人与篇章结构的关系：《史记》的单篇结构以所传人物的一生行事尤其是官职升降为叙事线索，这比《左传》：在写人上有更大的第三节论叙述者与人物关系的处理。一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这就涉及作者观的问题。《左传》所处的时代神圣性作者观占主流，史书的编著者因此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造成了《左传》作者自觉回避个人情感的渗透。。而在司马迁所处的汉代，作者观已经开始世俗化，士人都可以通过著述表达自己，因此《史记》一书蕴含了更加浓烈的个人情感。这种情感的融入恰恰是一种文学性的强烈表达。二是叙述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之关系。由于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不同，导致了叙述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也不同。主要分为三点展开论述，分别为善恶二分之评价与复杂人性之展现、群体载录与个体表达、道德共享与情感共鸣。《左传》的叙述者与书中人物只是一种评价与被评价、收录与被收录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善恶二分的评价现象。也可以说，叙述者与人物只是一种道德的共享关系。《史记》的叙述者与书中人物除了道德共享外，最重要的是存在一种情感共鸣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复杂的人性与个体的精神都被凸显。
第四部分为结语，对整篇论文进行简要的回顾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