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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税收动机的盈余管理研究从1992年开始就已经在国外展开了，大多数文献都是围绕美国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TRA86)这一政策背景来开展研究。但是关于税收方面的盈余管理动机，在我国还鲜有研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所得税相应规定过于简单，企业如果存在税收盈余管理动机的话，也只能局限于盈利企业的税率变动动机。而我国自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公司的有关所得税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发生变化。缺少相关的制度背景，使得我国在税收动机的盈余管理研究方面尚是一片空白。可以说，真正意义上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企业税收盈余管理行为的文献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出现。2000年财政部出台了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这一重大政策，但大多数研究也仅是局限于该政策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上，而忽视了该政策隐含的一个事实:受该政策影响的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率由2001年的15％变成了2002年的33％，也就是说该政策造成了部分上市公司所得税率在2001年和2002年之间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文将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政策和税收盈余管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作为对我国税收动机盈余管理研究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本文将从四个部分展开介绍。在第一章中笔者将着重阐述盈余管理的定义、动机和实证检验方法。因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发展，关于盈余管理的理论体系也逐渐完善，因此笔者重点选择了与本文内容最为相关的上述三个方面予以阐述，从而更好的为下文综述和实证建模过程服务。在第二章中笔者整理了从1992年以来国外税收盈余管理方面的一些主要文献。由于国外的相关文献大多是以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TRA86)为研究背景，因此在综述开始前笔者详细介绍了TRA的相关背景以及美国税法中可能引起盈余管理动机的条款。笔者按照研究内容的差异分三部分介绍国外税收动机盈余管理方面的文献:(1)针对可选择最低税收（Alternative Minimum Tax，简称AMT）账面条款(book provision)而可能做出的盈余管理;(2)由于税率变化而可能做出的盈余管理;(3)其它情形产生的税收动机盈余管理。在本章结尾处，笔者对各税收动机盈余管理文献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国外税收模型在我国应用的一些难点所在。第三章中笔者首先介绍了我国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相关背景，说明了选题的意义。在随后的提出假设和建模过程中，笔者说明了在检验税收动机盈余管理时关注公司财务报表盈余的原因，并探讨了公司基于税收目的最有可能采取的盈余管理方法。在选取了流动性应计利润作为判断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指标后，为了更好地说明上市公司基于税收目的而对盈余进行了管理，本文将2001年受到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影响的公司作为测试样本组，而将同行业中2001年前后所得税率不变的上市公司作为控制样本组，试图通过这样的分组来说明受到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公司可能存在的基于税收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本文还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上市公司的行业性质、国有股权比例以及公司规模三个控制变量来验证上述三个控制变量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最后本文建立了相应的模型用于验证本文提出的一系列假设。文章的第四章是实证检验结果和结论建议。首先笔者介绍了样本的选取过程，并对样本相关变量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并没有发现那些受到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影响的上市公司存在显著调增盈余的行为，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受到该规定影响的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该规定可能引发的税收盈余管理动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还处于一个很原始的阶段。本文实证检验得出的其他结论还包括:1.测试样本组和控制样本组的操控性流动性应计利润均值都为正数，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全部样本公司中可能存在的配股盈余管理动机造成的;2.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比例和公司规模都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其中，国有绝对控股上市公司具有显著较小的盈余管理动机，公司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也具有较小的盈余管理动机，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笔者认为这与本文确定该变量时的标准选取上有关，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盈余管理研究中应该考虑上述两个控制变量的影响。在文章的最后，笔者说明了本文研究上的局限性，还对税收动机盈余管理在我国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1.对国外税收盈余管理模型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综述;2.对国外税收盈余管理文献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国外税收模型在我国应用的一些困难;3.结合有关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政策开展了我国税收动机盈余管理研究的一次尝试;4.重新诠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动性应计利润指标并应用于本文的实证检验;5.对我国税收盈余管理的未来研究方向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