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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后，中国坚定推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范围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参与国际分工。与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相比，当代国际分工有着显著的特点：首先，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内部，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环节被分解，依据世界各国的要素禀赋分配到不同地区；其次，国际分工形式更加多样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的分工同时并存。
对外开放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来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即通过自身的技术创新不断增加技术存量，实现技术进步，依据产业经济学文献，本文将其进一步分为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其中流程创新被表示为降低产品成本，产品创新则被表示为降低与竞争商品的替代程度，因而可被理解为提升产品性能或开发新产品；另一种是获得性技术进步，即利用外部技术资源，通过学习和模仿等途径而获得的技术进步，包括正式的(如技术引进)和非正式的(即技术外溢效应)。
关于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现有的文献集中于获得性技术进步中的溢出效应。国际间知识传播、技术扩散的途径不少，其中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是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本文就外资经济对内资企业的行业内、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对内资企业产品创新行为的行业内、行业间效应进行了检验。为了使问题的分析更有针对性和更深入，本文侧重于对行业间效应的检验。
经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参与的是产品内的国际分工以及不对称的产业内国际分工。因此，从非正式的获得性技术进步角度推测，从外资经济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很可能是我国的外资进入较少的上游行业企业，内资消费品行业企业所受到的溢出效应则不容乐观；从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角度推测，参与国际分工对内资企业产品创新行为的影响可能是负的。
本文首先就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水平、后向和前向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发现：消费品或轻工业产品行业的内资企业，主要从FDI的前向溢出效应中受益；采掘、资本品或重工业行业的内资企业，主要从FDI的后向溢出效应中受益。
在行业层面上，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研发强度的水平、后向效应均显著为负；特别是在消费品和轻工业中间产品行业中，前向效应也显著为负，这应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上下游外资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内资企业的资金与技术实力和技术资源分配行为的短期化等因素有较大关系；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突出体现在消费品和轻工业中间产品行业中。
在行业层面上，出口贸易对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对其研发强度的后向效应显著为负，主要原因可能是在科技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出口贸易(以及引致的国内采购)诱导内资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在流程创新方面，相应抑制了对产品创新的投入，这反映了出口贸易对落后贸易国的科技资源配置的影响。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了资本品和重工业中间产品行业和内资出口企业的后向联系中。
在行业层面上，进口贸易对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前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水平溢出效应不显著；在消费品和轻工业中间产品行业中，进口贸易对内资企业研发强度的前向效应显著为正；而在资本品和重工业中间产品行业中，该效应则显著为负。
本文将上述检验结果与部分学者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进行案例分析时所得到的结论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证。
最后，在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特征的转变情况后，本文提出了旨在促进我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