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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大变局”之一端即是中外交往关系的攻守易势。作为联系晚清政府与列强的出使大臣,他们在我国外交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薛福成作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使臣,他在出使期间所作的《出使奏疏》《出使公牍》及数十万言的具有政务咨报性质的出使日记等一系列公务文书,忠实地再现了一代使才为国尽忠、对外争权的不懈努力。本文避开当前薛福成研究中的外交思想研究热点,着眼于少有人触及的薛福成出使公文的研究,从文本出发,分析薛福成出使公文屡有成效的原因,以期达到对公文应有价值的客观认知,并尝试探讨以薛福成为代表的晚清传统士大夫在西学冲击下的处世态度与思想变化。本文共有四章。第一章以“知人论世”为原则,解决的是薛福成“为什么能够进行写作”的问题,探讨促使其完成出使公文写作的缘由,即入幕廿载积淀出的经世识见、来之不易的出使机会、为官奏事的职责要求、风气略开的社会环境。第二章旨在“辨体”,解决的是薛福成“写了什么”的问题,并尝试对晚清时期照会、出使日记等文体进行社会文化阐释。首节对薛福成出使公文中出现的三类九种公文文体进行辨析,着重分析了“出使日记”这一前代少见、晚清尤盛之文体所体现出的“袭用日记体式,实为政务咨报”的性质特点;次节从照会文体分析晚清外事文书文体功能的专门化,从《出使日记》的“曲笔达意”论证薛福成受时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过渡性和矛盾性。第三章解决的是薛福成“如何写作”的问题,主要探讨薛福成出使公文的写作技巧,亦即从技术层面分析其对内对外行文均能取得较大成效的原因。本章认为薛福成出使公文的写作并非率意而为,而是在文书制发、结构布局、论辩说理等方面均倾注极大心力以实现公文效力最大化。第四章系对薛福成出使公文文学、史学、思想价值的多维考察,是对薛福成出使公文“写得怎么样”问题的回答。古代公文与当代公文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其与文学水乳交融,如薛福成公文中大量出现的新名词既突破了传统桐城文法,亦对报章体、新民体的出现有奠基之功;从文书学、档案学的角度看,薛福成的出使公文极具“实录”价值,是忠实反映历史事件原委的重要史料,且其写作重视考据,内文援引大量史实,亦有重要价值;薛福成热心洋务,出使泰西为其思想转向维新提供契机,《出使日记》也成为其阐发异于传统士大夫的新义理、新思想的主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