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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十八岁之前一直在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长大，印度支那这一异国形象对于她是存留于记忆中的早年生活经历，其文学文本中关于“东方”的风景、风俗，包括构成其作品的中心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原型，这一异域形象的来源使得采用形象学和后殖民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其文学文本成为可能。杜拉斯的文化身份具有混杂性，这深刻地影响到她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认知，以及面对“东方”时的复杂心态。这表现在其文学创作中就是对早年生活经历的重构，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混淆现实与虚构，以及对同一题材的不断重写，这在深层意蕴上显示出杜拉斯对于“东方”的建构性，它表现在不同层面。
首先是构成东方人生活的东方场域，或者说是环境设置，其代表意象是“森林，”它象征着野性与欢娱，或是罪恶与惊惧，它表征着东方人封闭、落后以及不开化的生活状态，是导致疾病、贫困和灾难的根源。与这一意象相反，杜拉斯文本中的“大海”则更多作为西方文化的意符，它表征着西方文化的开放、自由与进步，以及与之相应的自信、乐观，充满生命激情的生存状态。与之相似，在杜拉斯的相关剧作中，如《广岛之恋》、《恒河女子》、《印度之歌》的场景设置，“东方(人)”始终处于配角的“他者”地位。杜拉斯对于“炎热”和“市井”的描绘则共同表述了一种反西方的命题，即东方缺乏理性与秩序，缺少进步或现代化，生存状态混沌盲目，却又充满诱惑与神奇。
其次就是对于“情人”形象的重构，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到《情人》再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逐渐远离了历史中在异地确存的东方男人，成为按照在场的他者构思出的“缺席的情人”。与中国情人相对应，杜拉斯还书写了另一类“情人”，他们均具有西方身份，他们与“东方”情人不同，都被赋予肯定性品质：开拓精神，批判意识以及自由与激情。若从叙事策略来看，“情人”则可被理解为具有意指功能的能指，它并非叙述的中心，而是主体籍以完成主体性的凭借，它保持沉默，处于被叙述与被定义的语义链中。
再次是构成杜拉斯文本中的三类中心女性人物形象，其一是“安娜”，她代表着最优秀的白种女性，作为精神性主体而存在，也表征着西方的文明、至高无上及优越地位，其变体是“母亲”和“女孩”；其二是“女乞丐”，与“安娜”的精神性主体存在相反，她是作为“物”而存在，她表征着东方女性及东方人的生命状态，她们处于“无权”的地位，保持沉默，等待拯救；另一类女性是“劳儿”，这一人物形象蜕变于“海伦·拉戈奈尔”，她们兼有东西方的血缘，这使之未能完全摆脱“东方”对于她的影响；因而缺乏内在的精神主体，其混杂性及“不纯”使之未能成长为一名正统的西方女性，这亦是导致其精神崩溃的原因。不难看出，“女乞丐”、“劳儿”与“安娜”相较，她们具有典型的“东方”失语症，导致其出现的深层原因是组成她们文化身份的“东方”因素，这反映出作家固有的种族观念对其面对东西方文化时所秉持心态的深层次影响。
杜拉斯笔下的“东方”的建构性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与个体间的关系，它给出一种启示，即作为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在看似与之疏离的领域产生影响并得到表现，这样一来，“文学——文化”模式之建立就成为可能。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对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在更宽广的意义上讲，怎样开展“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便成为进行文学的批评研究之意义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