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和国际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国际民商事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我国公民因为出国留学、访问、旅行和外籍人士结婚或者是在境外登记结婚、拥有境外财产、定居他国或取得他国国籍等法律事实都在频繁发生,中国家庭呈现出成员国籍多元化的现象,家事关系的涉外因素不断增加,由此导致涉外继承类案件数量也逐年增长。鉴于涉外继承领域存在着更突出的法律冲突,对涉外继承相关立法的理解和司法适用需要予以更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和国际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国际民商事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我国公民因为出国留学、访问、旅行和外籍人士结婚或者是在境外登记结婚、拥有境外财产、定居他国或取得他国国籍等法律事实都在频繁发生,中国家庭呈现出成员国籍多元化的现象,家事关系的涉外因素不断增加,由此导致涉外继承类案件数量也逐年增长。鉴于涉外继承领域存在着更突出的法律冲突,对涉外继承相关立法的理解和司法适用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遗嘱是被继承人在世时对其遗产做出个人意志的处分,因此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大于法定继承的法律效力。然而和简单明了的法定继承关系相比,遗嘱继承关系就要复杂许多。涉外遗嘱继承纠纷里,不同的立法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甚巨,因此法律适用问题往往是纠纷争议的焦点。法院在审理涉外遗嘱继承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在接触到案件的第一时间里就要先参考国际私法的规定,确定好最适合的法律来审理案件。故涉外遗嘱继承纠纷的法律适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主要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裴某一与裴某二等涉外遗嘱继承纠纷案”进行评析,围绕涉外遗嘱继承案中遗嘱方式和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规则及该涉外遗嘱继承案件能否适用意思自治选法进行论述,并据此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里对于遗嘱继承立法以及司法方面规定模糊不清甚至是存有漏洞的地方,从而针对具体问题给出具体的优化建议。笔者将这篇论文总共分成了四个部分: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回顾案例的具体情况,同时整理出了该案例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该部分首先根据该案判决书,概括案件事实,梳理法院判决,再提炼出案件的争议焦点,最后进一步归纳出案件涉及的两个主要问题,其分别是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以及意思自治选法的可适用性。这两个问题也构成本文后续研究的主题。论文第二部分深入分析本案中有关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并根据规则与法理予以评析。该部分首先扼要介绍中国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立法发展,再根据案例所涉及的两方面,对涉外遗嘱形式和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做出详细介绍,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评析本案的法律适用是否合法合理,以及一审、二审在适用法律时分别存在的问题。论文第三部分检讨涉外遗嘱中意思自治选法的可适用性问题。本部分首先对比介绍目前各国涉外遗嘱继承案件中对适用意思自治选法的处理方式,再阐述意思自治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本案判决认为,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选择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这一立场值得反思。最后,结合对案例的分析,本部分分别从意思自治的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评析涉外遗嘱继承案件对适用意思自治选法应有的限制。论文第四部分在立足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总结出规则制订和司法应用上的得失利弊,据此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于遗嘱继承立法以及司法方面的不足,从而针对具体问题给出建议。该案例反映的我国涉外遗嘱继承关系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及问题,主要包括:没有区分遗嘱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完全忽视不动产所在地法;以及没有明确引入意思自治原则。相应地,为完善中国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立法,给出如下建议:对遗嘱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进行详细而又严谨的规定;把不动产所在地作为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连结点之一;以及明确但有限制地引入意思自治原则。
其他文献
可转换债券是我国的重要融资工具之一,其拥有股票和债券双重属性。投资者可以持有可转债却不转股,此时的转债相当于普通债券,投资者获得基本的利息收益。若投资者选择转股,此时股票价格已经达到转股价格,有上升的趋势,故投资者转股后既可以获得股票分红,也可以获得股票价格上升后卖出带来的资本利得。对于发行公司来说,可转债相对于直接发行股票,能延缓股权稀释度,同时由于利息带来的税盾效应使得融资成本较低。2019年
2018年6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互联网人民法院对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民事纠纷案件进行了公开判决,对其中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的一组电子证据三性给予了认可,认定该组证据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同年9月7日,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这也是我国在司法解释的层面第一次对区块链电子证据存证,以及第三方电子证据存证平台的电子证据合法性进行了确认
宋代处于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具有深厚而丰富的内涵,由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原因,宋代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法制成就最高的朝代。死刑复核制度作为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司法制度之一在宋代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相较于以前的朝代有所改革和创新。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宋代的死刑案件数量远多于唐代,为了减少冤假错案,缓解社会矛盾,正确地执行死刑复核程序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宋代的死刑复核制度,能够使我们了解具体的复核条件、复核机关
赌博为不法分子利用某些妄想暴富的赌徒心态从而牟取利益提供了捷径,国家对这种破坏社会风气的活动进行严厉打击并将其纳入《刑法》予以遏制,但由于赌博活动的复杂形式,现有的法律规范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具体的需要而存有缺陷,导致各地在审理此类型的案件时呈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因此有必要对这类赌博犯罪行为进行疏理和分析,统一认定标准,使该类行为符合刑法所遵循的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刘某某赌
不法原因给付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当实行给付是为了他人不实施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行为,可提起“因受讹诈的要求返还之诉”。不法原因给付制度通过否定给付人请求返还不法给付物的权利,从而增加给付人的给付风险,促使给付人放弃给付从而达到制度设置的目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适用,可以维持稳定的法秩序,但是从另一方面,单纯的否定给付人的权利,相当于变相肯定了受领人对给付财物的所有,在一些不法原因给付情形下,不法原因
我国协议管辖制度经历了从“双轨制”到“单轨制”的发展过程。2012年以前,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国内协议管辖制度分别规定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十五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删去了关于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第二百四十二条,从而将涉外协议管辖合并入2012年《民事诉讼法》关于国内协议管辖的第三十四条,从此我国协议管辖制度采取“内外一致”的做法。鉴于涉外民事诉讼也适用第三十四条
出口管制政策是美国制裁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为了从供应端封锁中国企业,采取了各种方式限制美国供应商向中国企业供货。2019年5月15日(1),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列入其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要求美国企业必须经过商务部批准才能与华为进行交易。但是,出口管制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在制裁华为的同时也可能对本国供应商造成反向冲击,这会使得供应商不得不对政策采取一些规避或
近年来,随着监管部门工作不断加强,社会监督不断深入,公民维权能力不断提升,总体来说,市场秩序更加规范有序,消费环境更加安全放心。尤其是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以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广告法》(2018修正)、《电子商务法》的相继出台,为近年来出现的新兴消费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的消费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为监管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支撑。但是,
当前我国信托业已经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二大金融业态,但由于信托制度的灵活机制、税法漏洞客观性和纳税人规避税负主动性等主客观因素,信托避税也在信托业快速发展之下成为了一种日益普遍的经济现象。为了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保障信托业依法合规地发挥其财富管理和资金融通的功能,我国亟须加强对于信托避税的法律规制。规制信托避税应当在界定其概念与性质基础上,根据
债转股作为破产重整的一项重要工具,有助于提高重整的成功率。相比于破产清算而言,它更是一种各方共赢的方式。本轮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基本原则的市场化债转股,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及挽救困境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仍然暴露出了一些法律问题。鉴于此,本文在本轮市场化债转股的背景下,首先从债转股的一般理论、商业银行作为参与主体的特殊性、实践中的可实施模式以及法律属性辨析这四方面介绍破产重整中的商业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