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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制造业生产和贸易大国。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发展非常迅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制造业出口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如今全球经济形势增长乏力,中国需要采取正确的策略积极开拓新兴制造业出口市场,确保实现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为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因素、出口效率和出口潜力,对扩大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背景介绍、文献综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出口效率实证研究。文献综述部分首先汇总了当前“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探索出仍需完善和深入的领域,另一方面对贸易潜力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整理,为本文的模型构建提供经验支撑。出口现状部分则基于1996-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数据,分总量和出口的商品结构和地理结构三个层面,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的出口水平,贸易地位和发展趋势进行统计性描述,为本文的出口效率和出口潜力研究奠定分析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出口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分总量和行业两个层面展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的因素决定了出口潜力的大小,而出口非效率模型中的因素影响着出口效率,从而影响着出口潜力的实现。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人均GDP、进口国的人口总量均对制造业出口具有促进作用,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各有差别。中国的人均GDP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其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拉动作用。出口国的人口总量和地理距离对制造业出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我国人口总量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抑制作用很强。共同语言和共同边界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内陆环境不利于贸易的展开。从出口非效率的制度环境因素来看,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政府效率能够缓解出口非效率,且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缓解作用最大。政治稳定性和监管质量水平也会促进出口非效率。具体到行业层面,政治稳定性对技术密集型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其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总体来看货币自由度也能够缓解制造业出口非效率,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影响不大。金融自由度促进出口非效率,但具体到三个行业来看,其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制造业平均出口效率为0.69,仍有一定的出口拓展空间尚待开发。出口效率从2002年开始不断提升,经过全球金融危机有所下降后又在2014年达到最高值0.72,但近年来有下降趋势。分地区来看,对亚洲大洋洲地区的出口效率较为领先,对东欧地区的出口效率较为落后。分行业来看,2002年到2016年三大行业的出口效率水平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表现良好,其次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密集型的平均出口效率最低。进一步深化到区域层面,亚洲大洋洲地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表现较为突出,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与非洲与拉美地区同样表现不俗,而东欧地区在三个产业的出口效率都相对落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出口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经济、贸易、产业三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加快我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增加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深度,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塑核心竞争优势,优化出口结构,提升出口质量。根据不同区域的出口结构特征,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出口效率,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