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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主要通过文本解读的方法，将科莱蒂的前期著作有机地统一起来，试图从整体上展现一个完整的科莱蒂，真正地揭示科莱蒂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笔者对科莱蒂与德拉-沃尔佩的观点进行了仔细的比较，明确地指认科莱蒂对德拉-沃尔佩哲学的继承及其超越。从总体上来讲，我认为这种继承与超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无论德拉-沃尔佩还是科莱蒂，都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决裂，因而他们把自己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了以卢卡奇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但是从对待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来看，两人出现了较大差别。德拉-沃尔佩虽然在理论逻辑上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政治上他却又坚决服从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德拉-沃尔佩的尴尬和无奈之处。而科莱蒂则更加激进，他认为所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只不过是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内在同谋者，是一种没有认识到自身性质的唯心主义的神学。但科莱蒂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所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都误读了黑格尔“物质辩证法”，而恩格斯恰恰是这种误读的始作俑者，于是他就把恩格斯看作为所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罪人。当科莱蒂这样认为的时候，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就把恩格斯放到了背叛马克思名单之中，恩格斯成了马克思的最大叛变者。在这里，科莱蒂对辩证唯物主义和恩格斯的指责达到了顶点。(2)德拉-沃尔佩为了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从哲学史的垂直轴上寻求理论新资源，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原理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认为唯物主义在本质上遵循是无矛盾原理，把马克思装扮成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的同路人。然而，当德拉.沃尔佩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理论逻辑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标准强调逻辑对现实的支配性，在这里，现实被看作为混乱的、不具有校准性的。而伽利略科学标准则遵循同质-异质的辩证法，强调现实对逻辑的干预和验证。在这里，现实本身无疑都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现实，本身是无罪的，成为了审判观念的永远正确的绝对权威。这两者则是无法弥合的。科莱蒂明确地认识到了德拉-沃尔佩的这种矛盾，于是他又重新引入一个资源--康德，对德拉-沃尔佩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正。他利用康德的“真正对立”理论重新诠释了德拉-沃尔佩的无矛盾原理，提出了思维与存在异质性原则，明确地反对了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神秘同一性原理，并把“真正对立”和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看作为所有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科学认识论最基本的原则。这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3)德拉-沃尔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证明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他通过将马克思的实践机制同伽利略的实验等同起来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与伽利略的科学方法同质性证明，把马克思装扮成“道德的伽利略主义”，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同伽利略的实验科学一样都是自然科学。因而，在德拉-沃尔佩的逻辑中，辩证矛盾是根本不存在的，而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也被淹没在这种实证科学的逻辑之中了。但是，科莱蒂通过对马克思晚期经济学著作的研究，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辩证矛盾并不是仅仅只是一种神学的虚构，而是普遍的客观存在的。也正是立足于此，科莱蒂理解了马克思的“抽象成为统治”的思想，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同谋性，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一种科学；另一方面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和革命意识形态，指认了马克思的作为科学家和革命家的两副面孔。这相对于第二国际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4)德拉-沃尔佩整个哲学始终停留在认识论之中，而科莱蒂虽然是从认识论出发的，但是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识论之中，而是认为马克思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式并不是方法论变革，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理论。正是这一理论使马克思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实现了对思辨哲学的革命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