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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为期一年的民族志田野作业为基础，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出发，并使用注重“生活世界”和“生成”的现象学方法，将文化概念悬搁，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来考察，并直接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本身，以保生大帝信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从“迷信”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恢复和合法化过程的个案研究，呈现一个新的文化概念——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形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社会文化重构的社会工程，这项工程中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级政府、学者和民众等各方力量的参与，它的保护对象很多是曾被主流意识形态摒弃的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事象。由于人文社会学科长期以来形成的描述性文化概念，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文化转变为文化的理所当然的过程。 本研究通过对于保生大帝信仰中心之一青礁慈济宫及其周边社区的移民开发历史、民众日常生活、仪式活动和在保生大帝宫庙和信仰的恢复和合法化过程中民众、官方、知识分子等各方面互动的民族志描述，以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话语的分析，呈现闽南保生大帝信仰从“迷信”升华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历程，并分析这一过程中围绕着保生大帝信仰的价值和意义的复杂关系互动和实践，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的文化的概念的生成，并讨论其对于中国社会公共文化的意义。 作为政府文化政策的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避免包含着对于文化的管制和话语霸权，但是从中国现代进程中民众日常生活生发的遭遇来看，他们在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被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忽视或者有意摒弃，虽然在一九七零年代末以后逐渐恢复，但是在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一直处在一个灰色地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给了它们一个机会以合法的面孔重新作为中国社会公共文化出现。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于民众生活方式的承认可以看做一种文化赋权，有助于民众平等的公民身份地取得。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也形成了一个场域，在此场域内不同的文化主体可以平等的交流、冲突、磨合、理解，形成意义的共享，朝向一个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