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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后期,随着成康盛世的远去,再加上连年征讨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持续消耗,使得强大的姬周政权由盛转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时期。纵观中国历史,春秋时期的霸权迭兴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传统认为,诸侯争霸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但争霸的过程却充满了血腥,百姓生灵涂炭,弑君篡位之事屡屡发生,礼崩乐坏,争霸使整个社会道德秩序混乱不堪。但是,春秋时期诸侯林立,真正取得霸业的诸侯只是少数,霸业的取得不仅仅依靠战争和武力,霸主的“为政之德”是称霸的基础,对霸业有着重要甚至于根本性的影响和作用。春秋的战争也不全是“不义之战”,战争中存在着许多类似当今世界的人道主义的国际法规。这些并非是某个或某几个霸主称霸过程的特性而是其共性特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霸业中“德”的具体政治体现进行探讨,探寻“德”的具体内涵。本文主要包括五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绪言,主要论述了春秋“德”和春秋霸业的研究概况。目前学术界在春秋“德”方面,往往则侧重于对具体的道德条目的阐释。而对春秋霸业的研究多是集中在某一个诸侯或某两个诸侯间的比较,对霸主的政治活动的整体研究还比较欠缺。所以将春秋的政治现状“霸权迭兴”与同时期的社会思想道德生活相结合,还有一定的探讨空间。第二部分是阐述春秋“德”演变的背景,即殷商至西周时期的“德”。“德”字在先秦时期既已出现。殷商时期,“德”和“循”、“得”比较贴近,“德”不仅有“循”和“得”的过程,也同时包含了“循”和“得”的内容,内容就是一些具体的“善性”。但殷商之“德”是一个宗教观念,还未形成一个具体的伦理观念。周代的统治者改革了殷商之“德”,将殷人至上神和祖先神的一元神信仰分离为二元神信仰,周人创造的至上神天具有天命予夺的权力,而进行天命予夺的标准在于人事的德行。由此形成了西周的“德”观念。西周的“德”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德配天”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保民”；“慎罚”。周初的统治者更强调“德”的内容,是一种“纯德”,到周后期周人开始注意“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威仪”。“德”观念在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下移。春秋“德”观念是在继承西周“德”观念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在内容上,“德”观念到春秋时期则更偏向世俗化,“天”被改造成为一个泛概念,神秘主义的性质减弱,更出现了疑天怨天的情绪。并且,“德”观念进一步下移到卿士大夫阶层,而且更注重人事,甚至重民大于重神。第三部分论述“德”在中原诸侯霸业中的政治实践。包括齐桓公、宋襄公和晋文公的具体政治实践。齐桓公的霸业中,无处不体现了“德”的观念,既有其表象的“尊王”“攘夷”,更有其根本的以人为本。遵守周礼,从容不迫,以德服人,以礼得人。所以,齐桓公对“德”的继承可谓是“表里如一”。宋襄公在争霸过程中,既不对内致力于安抚民众,改弦更张,富国强兵,加强宋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也不对外善待诸侯,睦邻友好,只是凭着一己私欲,试图称霸,徒有“德”的外在,而与“德治”的内在相差甚远。晋文公称霸的时间很快,但是晋文公为霸业可无所不为,尤其是随着实力的增强,使其霸业的程度和深度都远不如齐桓公。而且,自晋文之后,霸主的谋霸之路则更趋功利。第四部分论述的是“德”在中原周边诸侯霸业中的政治实践。包括楚庄王、秦穆公和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作为蛮夷国家的国君,想要跻身于中原霸主的行列,势必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突破更大的难关。楚庄王在试图称霸中原的过程中,注重进行中原文化的教育,主动践行中原的礼制。其中,对中原文化和“德”的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楚庄王提出了“武德”思想。作为蛮夷之国的国君,其内外合德的政治实践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原的诸侯,更是其他蛮夷国家的国君所望尘莫及的。秦穆公虽然一直仰慕并且尊崇中原礼文化,但秦国终究是一个偏远之国,对中原礼文化的践行程度还远远不够。在德治方面,秦穆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尊王、选贤、爱民等,但其政治活动是完全以争霸为核心的,一切为谋霸而服务,并非是出于道义。吴越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中原的政治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吴越两国中。但是,到了春秋后期,诸侯的活动愈加变得赤裸裸而不重“德”,一切都更加以“霸”为目的。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的称霸已不再存在所谓的“尊王”便已自立为王,等到霸业初成,其“无德”的本性也就暴露无遗。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语。诸侯争霸的“霸道”与后世的“霸道”不尽相同,春秋时期的诸侯并不是靠完全不讲道理而取得霸业,正所谓“盗亦有道”,诸侯争霸也有要其遵循的原则。并且总结了诸侯争霸的原则,即对内对外两个层次,对外尊奉周天子,协和诸侯,存亡继绝；对内安民惠民,选贤任能,以及良好的自身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