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资源和环境约束力的不断加大，学术界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研究方兴未艾。从理论上，城镇化影响环境变化的作用机理和城镇化进程中环境变化的趋势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中国实践看，快速城镇化所引起的环境恶化较为严重，急需探究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的可持续城镇化模式，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主题研究。 城镇化环境效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人类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一切生产和消费有关的经济社会活动所引起的环境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各种变化结果；狭义上，特指污染效应。城镇化环境效应具有综合性、阶段性、扩散性、累积性和区域性五大主要属性。 基于鱼骨因果解析和系统动力学研究思路，城镇化环境效应D-M-E机理模型由“驱动力集”、“机理功能集”和“环境效应集”三个主体部分组成。其中，城镇化对环境效应影响的驱动力子集有要素集聚、知识积累、产业演进和规模递增四个主要方面；对应地，四个驱动力子集对环境效应变化具有共生、优化、结构和控制四大功能。除此之外，多种形态和力量组合的“干扰项集”和时间变量被认为是城镇化进程驱动环境效应的重要参考变量。从一定意义上，D-M-E机理模型为城镇化环境效应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循的实现路径。 城镇化环境驼峰效应，指在城镇化前期的一定阶段内，对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及其引起的各种环境负效应不可避免并持续增长至最高驼峰值；随着城镇化的深化推进，各种环境正效应驱动力的作用力不断增强，这一阶段城镇化环境负效应趋于弱化，相反正效应强化。从短期看，由于系统动力中的干扰项作用，城镇化环境负效应变化存在多个驼峰值。城镇化环境负效应的驼峰值大小及其所落在的城镇化阶段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环境驼峰效应最优化的判定价值标准在于充分考虑环境福祉的城镇化效用最大化。 中国城镇化环境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地域性特点，并且与城镇化规模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从阶段上看，过去中国快速城镇化是建立在高消耗和高排放基础之上的；但是应该看到，近年来要素向城镇集聚带来的资源集约和污染综合治理能力明显得到增强。从区域上看，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资源消耗的强度和污染治理的能力显然优于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资源型城镇化地区的环境负效应要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从城镇化规模上看，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作为中国城镇规模较大的地区也是污染物排放最为集中的地区。结合中国的统计数据，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对城镇化环境效应机理的合理性及其驼峰效应的存在性做了必要的验证。进一步，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环境负效应累积、驼峰趋高和城市环境公害三大风险。为此，在战略选择上，今后中国应当从要素高效集聚、产业综合升级、城镇适度规模和促进知识积累等角度思考实施绿色城镇化模式。